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財主家的餘糧

就世界範圍內而言，中國經濟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崛起呢？

答案是：1992-1995年。

看下面這幅以名義美元計價的中國經濟規模圖表就能明白。

即便是按照1993年以前人民幣虛高的匯率估值，以名義美元價格計算，在1991年之前，以全世界最大的人口體量，中國經濟規模在世界上的佔比卻一直徘徊在2-3%的水平——特別是1987-1993年，中國GDP規模在全世界的佔比僅在1.6%左右。

但是，從1994年開始，中國GDP的世界佔比重新超過2%，此後一路上升，到目前為止，從來都沒有下降過。

從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世界佔比對比上，我們也能夠明顯看出，1994-1995年，中國甩開其他主要的發展中經濟體，開始在全世界一枝獨秀。

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已經接近18%，基本與中國人口在世界上的佔比相等。

1992年到1995年，到底都發生了哪些大事？

1992年，中國正式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1993年，中國開始實施匯率並軌制改革，人民幣兑美元的匯率穩定下來；

1993年，中國開始採用國際通行的SNA（國民帳户體系）核算經濟規模；

1994年，中國實施分税制改革；

1995年，中國建立中央銀行體系，並開啟商業銀行改革大幕；

……

可以説，正是這一系列有着深遠意義的變革，成為了中國此後30年經濟崛起的基礎。

我們現在來回顧這些事件。

1992年一開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當時已正式卸任中央領導崗位，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這就是著名的“南方談話”。

在這些談話中，針對“89”後中國普遍的“寧左勿右”觀念，鄧小平強調，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改革開放的判斷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對一些領導幹部對深化改革開放存在的畏難情緒，鄧公更是擲地有聲地説了句：

“誰不改革，就讓誰下台”。

三個“有利於”一錘定音，解放了當時的思想，加速了中國對外開放步伐，也加速了對內開放、對民企開放的步伐，民營經濟從此穩定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併成為中國接下來30年經濟蓬勃發展的根源。

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基礎，隨後召開的“十四大”上，中國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

什麼叫做市場經濟體制？

簡單説，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尊重這個經濟體中絕大多數人的自我意志，以市場作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手段，其最基本的特徵是經濟資源的商品化、經濟關係的貨幣化、市場價格的自由化和經濟體系的開放化。

相比之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只能是市場經濟的“守夜人”。其主要任務，是維護整個經濟運行的規則和制度，宏觀調控是其對具體經濟運行唯一能夠干預的地方，而整個市場上不受管控的商品價格，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標誌。

在中國，因為一直以來的共產主義思想和計劃經濟模式，有勇氣提出來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並不那麼容易。

1979-1982年，改革開放之後的政府，意識到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市場經濟）不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於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成為中央政府的共識，理解這句話，相當於國家（政府）是爹媽，市場是孩子，家庭發展方向，當然以爹媽為主，孩子為輔。

接下來的1983-1986年，中央政府的多次會議，定位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看起來，孩子似乎比爹媽更懂事，有些事情可以做主，但還是要聽爹媽的。

從1987年到1992年，隨着整個社會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大家慢慢意識到，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但是可能需要國家引導，於是，中國經濟管理的原則又變成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總之，國家（政府）還是要主導市場，當好市場開明一點兒的爹孃。

1992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相當於爹媽認識到孩子確實成年了，就應該讓他自己一切做主——當然，中國特色，遇到宏觀調控，你爹孃還是你爹孃。

從宏觀的貨幣發行和債務增加角度，來觀察那個時候的中國經濟，會很有意思。

從人民幣發行和中國實體經濟各部門的債務構成來看，1993年之前，依然很有計劃經濟時代“劃撥”的特點，對各大國有企業的指令性的貸款，佔了人民幣發行絕大部分的比例。不管是農村糧食收購價提高、城市的工人漲工資、右派平反的工資補發，大型國有企業鉅額虧損或是城市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只要中央政府一聲令下，中央銀行嘩啦啦的鈔票就印出來了，中央政府的財政透支，是人民幣發行無約束的核心原因。

然而，“市場經濟體制”之下的貨幣和信貸發放，卻不能靠行政指令，而是要儘量根據經濟體各部門的債務承擔能力和意願，市場化地確定各自的債務狀況，進而決定貨幣的發行數量。

下面這張圖，就是1993-2000年，中國實體經濟各部門的債務/GDP的演變。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中國債務經濟初起的時候，各部門的融資方式，除了不納入統計的民間借貸之外，只有從銀行獲得貸款一條路徑，幾乎全部的債務，都來自銀行的信貸投放。

不過，因為強調“市場經濟”，所以1992年的“十四大”報吿中，特意提出了要積極培育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的金融市場，這意味着中國開始要走“市場化融資”的道路。

1992-1995年，中國還完全處於早期那種“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信貸投放模式，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高達30%以上，帶來了那幾年的經濟過熱和國內的通貨膨脹肆虐，官方公佈的CPI年化增長率一度超過20%。

為了控制通貨膨脹，1993年6月，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一方面要求各大商業銀行催收過去發放的逾期貸款，另一方面，也希望為中國的貨幣發行建立穩定而可靠的機制：

1995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通過；

1995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通過。

中央銀行法，以法律形式落實了貨幣發行要跟經濟增長保持平衡的原則，中央政府出現財政赤字，不能讓人民銀行一印了之；商業銀行法，則保證了商業銀行的法人主體地位，強調其“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由此拉開了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的大幕。

1993-1995年，居民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槓桿率下降，反映的就是經濟過熱之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努力讓債務的增長速度低於名義GDP增長速度，由此造成債務比率的下降。

這一階段值得一説的，還有匯率並軌和分税制改革。

與後來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不同，自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匯率高估，而諸多機器設備又需要進口，中國的外匯收入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外匯極為寶貴而緊張，為鼓勵企業創匯，中國對創匯企業採用調劑匯率，而民眾換匯則實施官方匯率，這就是人民幣兑美元的匯率雙軌制。

1994年元旦，中國宣佈匯率制度並軌，官方匯率當天直接從5.8貶至8.7，一次性貶值50%，與當時的貿易匯率相同，同時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是的，因為外匯緊缺所以才管制），用收到的外匯儲備作為新人民幣發行的基礎，這導致中國信貸投放的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

以往，貨幣發行主要靠貸款增加，是數量型管控，官方利率基本是固定的，關鍵看政府以及各大國有企業需要的貸款是多少；

現在，貨幣發行主要靠外匯收入，是價格型管控，得到的外匯多，人民幣發行就多，再根據市場上需要貸款有多少，央行的人民幣貸款利率和準備金率會機動調整。

所以，很多人只知道1994年元旦中國官方匯率一天暴貶50%，但並不知道，單一匯率制度+外匯做抵押發行人民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順利啟動的基礎，更是市場化經濟運行模式的指揮棒。

以後來的經濟結果來看的話，我甚至覺得，1993年的匯率並軌改革，大概是有史以來所有發展中經濟體最為成功的匯率改革。一方面，人民幣藉助美元的強大信用，在中國成功建立起人民幣的良好信用，另一方面，它作為“金融體系市場化”的指揮棒，幫助中國擺脱了以往計劃經濟的指令性和數量型信貸投放。

匯率改革是指揮棒，那“分税制改革”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税收體制嘛，簡單説，就是政府是如何向企業和老百姓收錢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進行了“利改税”改革，就是把計劃經濟時代所謂的“企業上繳利潤”改成“徵收所得税”，核心做法是將所得税引入國營企業利潤分配領域，税後利潤全部留歸企業，對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額劃分，也基本採用這種模式，簡單説，就是“包乾制”。

到了1990年代初期，税收包乾制產生了較大的問題——中央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很多，但財政收入佔比卻沒有那麼大，而且中國經濟的區域平衡也難以實現，分税制改革的目標由此被提了出來。

所謂“分税制”，表面上看，是如何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收入蛋糕，也即區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種類，分別入庫，分別支配，分別管理。但其真正的含義，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各自實現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而且把這些東西通過制度規則長期固定下來，再也沒有包乾制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

市場經濟運行的核心，不在於市場會如何變化，而在於政府行為具有規範性和可預測性，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政府的行為規範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行的基礎。

具體到政府內部行為的規範性，關鍵在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運作界限要明確，錢的分配上要明確，説到底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問題。

當今的世界，凡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都實行分税制，因為，只有分税制，才能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關係納入制度化的通道，大家不必“要向中央爭取更大留成比例”，也不必為區域間經濟的不平衡而額外操心，中央的歸中央，地方的歸地方，進而，成為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由此而來，而此事核心推動者，依然是剛才提到的時任副總理並主管經濟的朱鎔基，針對地方政府對於變更“包乾制”的不理解和不願意，他曾經專門到東部沿海調研，一個個省份地爭取理解和支持。

中國經濟能順利轉變為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部分“硬骨頭”，都是由他來啃的，而中國經濟能夠順利轉型並且到今天強大如斯，我們應該給予這位老人以最大的敬意。

除國內各項“傷筋動骨”的改革之外，在國際經濟統計領域，1993年也發生了一件大事。

1993年2月，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第27屆會議討論並一致建議通過1993年國民核算體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的修訂草案，很快，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正式通過這一問卷，這意味着一種統一標準、適用於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正式問世。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一直採用源自原蘇聯的物料平衡表（MPS，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統計國民經濟變遷，這種統計偏向實質性物料的生產、積累和消費，對於服務性的產業則完全不予關注。自1956年開始，我國開始編制社會產品生產、積累和消費平衡表，國民收入生產、分配、再分配平衡表以及勞動力資源的生產和分配平衡表……

相比之下，早在1953年，聯合國就制定並公佈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輔助系統表》，這被稱為“SNA體系”，主要統計和核算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社會總消費、社會總投資、社會總資產、國際收支等宏觀經濟指標，以便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1968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正式提出了修正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此後有100多個國家，都開始採用SNA統計體系。

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MPS體系無法反映中國經濟的全貌，為形成一套國際可比較的、又能反映經濟全貌、又能適應中國國情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1984年國務院成立國民經濟統一核算標準領導小組。經過8年的忙活，1992年底，以SNA體系為基礎，適用於中國且能夠國際比較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出台。

1993年開始，中國的宏觀經濟統計體系，徹底取消了MPS的編制，完全採用SNA的編制方法，而就在1993年，恰逢國際上新的SNA體系完全定型，中國在深入研究1993年版SNA的基礎上，開始逐漸完善自身的宏觀經濟統計體系。

因為採用了相對統一的標準，所以，正是從1993年起，中國宏觀經濟，才有了國際間橫向比較的意義和準確度。

後來到了2002年，中國在1993版國際SNA的基礎上，再加上過去10年關於SNA的實踐，形成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此後這一核算體系一直沿用迄今。

國際可比較的宏觀經濟，應該從1993年算起，中國實體經濟的各部門債務槓桿數據也是從1993年算起，我們所看到的關於中國金融體系的各項數據，也大都是從1992-1993年開始算起，都與SNA統計體系有關。

現在你該明白了，從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人民幣發行和信貸投放機制變革、中央銀行體系建立、匯率並軌、分税制改革實施，以及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宏觀國際可比較性上，1993年才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崛起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