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國君宏觀董琦，作者：董琦、陶冶

導讀

“三孩”放開的效力取決於後續生育支持政策力度，新政推出後，我們預計2027年中國將經歷第二個人口拐點（總人口下降，第一個拐點勞動人口下降，2010年）。走入家庭，中年羣體的養“老”壓力將在2025年趕超養“小”壓力。雖然老齡化問題無法避免，但也會帶來多重機遇：部分傳統制造的升級，土地要素變革的催化，人工替代與工控系統成長空間的進一步釋放。

摘要

三孩放開的大背景是中國人口問題日益嚴峻，一方面是存量人口的年齡結構惡化，另一方面是增量的新生兒數量不足，即老齡化與少子化的衝擊。一老一小帶動的撫養比壓力提升，中國總和生育率在主要經濟體中偏低，人口未富先老、區域不平衡、男性比例過高等一系列問題給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挑戰。

在中國，生育意願沒有有效轉化為實際生育，核心源於四類成本高企：1）女性生育機會成本，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社會環境變化導致傳統儒家多子多福概念開始缺位；2）托幼成本，中國托幼機構數量奇缺，3歲以下兒童的入托率僅有5.5%，遠低於OECD國家35%的平均水平；3）教育成本，中國家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成本遠遠高於其他國家；4）住房成本，我們看到各地房價和出生率成反比，中國主要城市房價收入比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國生育支持體系即將全面實施，我們認為有望額外每年新增人口150萬。除了放開三孩，中央政治局會議涉及了税收和住房支持、產假和職場制度、公共服務及觀念倡導等四類生育支持政策，現金補貼類政策暫時缺位。參考國際經驗，我們認為相關政策有望將中國總和生育率水平提升0.2，較無政策支持的情況下，每年增加新生兒150萬以上。

未來的生育趨勢怎麼看？總量上，受制於育齡婦女數量下滑，新生兒數量減少的長期趨勢難以逆轉，但結構上依然有亮點：一方面，參考中國台灣地區生育情況，中國三孩數量有望每年新增60萬（考慮到人均收入差異，實際效果可能低於測算）；另一方面，生育率是否能夠提高主要看經濟能力和潛在生育意願，未來沿海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生育率提升的概率可能更高。

人口問題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認為中國人口問題的化解將帶動三大契機：一是部分傳統制造的升級，未來資源配置的流向將再次有利於穩定製造業權重，部分傳統制造（原材料、消費品）面臨受益；二是土地要素變化，土地要素未來對於激發農民生育意願起到關鍵作用，並有望促進消費、投資需求進一步釋放；三是人工替代與工控系統，在人口數量紅利走向質量紅利的背景下具有廣闊前景。

正文

老齡化與少子化是中國經濟發展躲不開的兩個話題。“二胎”全面放開的劇本還歷歷在目，“三孩”時代的大幕就已經拉開，站在台上我們既看到少數派的躍躍欲試，也看到羣演廣泛的彷徨與疑惑。對於“三孩”放開效果如何，我們認為核心是後續配套政策支持力度。在上一篇人口報吿中（《人口“危機”迫在眉睫？政策須調整——經濟中長期問題系列之一（20210226）》），我們討論了全面放開生育刻不容緩，本篇報吿我們將從中國人口大背景，到不婚不育背後的成因探索，再到未來人口問題背後的喜與憂，全方位解讀中國的“三孩”時代。

1.  “三孩”放開的人口大背景

1.1  中國人口問題本質是年齡結構問題和生育問題

國君宏觀團隊在2018年的報吿《人口“通縮”時代正在拉開大序幕（20181226）》中已經開始強調人口通縮大勢已成。我們不否認，中國人口質量的工程師紅利將不斷釋放，但中國人口問題依然有兩個維度形勢嚴峻，一方面是存量人口的年齡結構惡化，另一方面是增量的新生兒數量不足，即老齡化與少子化的衝擊。

年齡結構方面，總人口撫養比面臨快速上升，老人撫養比會迅速趕超少兒撫養比，中年人的壓力將逐漸從養“小”過渡到養“老”。根據2019年抽查數據，中國待退休人口數量眾多，年齡位於45~59歲的人口占比高達24%，而0~14歲的青少年佔比僅為16.8%，這種人口結構將隨着時間的推移會發生進一步惡化。當前中國的總人口撫養比還在41.5%左右這樣一個較低的位置，但是未來將持續上升，並在2032年左右突破50%，正式走出人口紅利期。其中少年撫養比將緩慢下滑，而老年撫養比將呈現快速上升的走勢，並在2025年左右超越少年撫養比，老齡化問題愈發凸顯。

生育方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出生人口1200萬，創1963年以來新低，1.3的總和生育率創實施全面二孩以來新低，主要經濟體中僅略高於韓國。考慮到全面二孩放開後，有很多此前想生但不能生的人都集中在近幾年生育，導致當前二孩在新生兒中佔比偏高，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水平還要低於1.3。我們通過2019年抽樣調查的出生率數據來分析各省的情況，可以看到全國平均出生率為10.48‰，最高的西藏地區達到了14.6‰，而最低的黑龍江地區僅為5.73‰，不同地域之間的出生率差異很大，生育的不均衡非常顯著。

1.2  人口關鍵特徵：未富先老、區域不平衡、男女性別比高

相對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我國生育率明顯偏低，人口呈現未富先老的特徵。經濟發展就會讓人們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使人們不必“養兒防老”，並且隨着婦女受教育水平提高，會將更多時間投入工作，因此生育意願也會相應變低。國際比較來看，人均GDP（購買力平價）衡量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總和生育率基本呈負相關。而我國位於整體趨勢線的左下方，説明相對經濟發展水平，我國生育率明顯偏低。人們的富裕程度還未達到標準，生育情況就先行走弱。

中國生育水平在不同省份之間分化較大，整體來看出生率和經濟發展水平成反比。具體來看，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大直轄市區屬於典型的“經濟好、生得少”。這些區域雖然經濟好，但生活壓力大、制度成本高，居住人羣收入差距大，佔絕大多數的中等及偏低收入人羣生育情況受到牽制，最終呈現出經濟不錯，但生育疲弱的狀況。此外，顯著偏離趨勢線的還有東北地區和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少數民族生育意願較強使得新疆、西藏等地的出生率偏高。

中國男性在人口中的佔比偏高，從人口代際平衡角度，這對中國女性的生育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七普結果顯示，中國當前的男女性別比為105.07，較六普的105.20有一定下降，但在全球範圍內還是一個相對偏高的水平。由於總和生育率衡量的是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生育的子女數量，如果要達到同樣的人口總量目標，中國需要更高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舉個例子，世代更替生育率是指人口數量能夠長期維持穩定、每代人口數量相同的生育水平。如果不考慮未成年夭折，男女性別比為1的情況下，世代更替生育率就是2，即每位婦女生育2個孩子，就可以更替兩個人的死亡。但是中國由於男性佔比較高，每個婦女需要生育更多孩子，才能實現世代更替。

2.  生育活動的“躺平”理由：四大成本高企

當前不生育甚至不結婚也是年輕人“躺平”的一種方式。目前中國總和生育率1.3，但生育意願有1.8，生育意願沒有有效轉化為實際生育，核心是因為社會環境導致四類成本高企：女性生育機會成本、托幼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

中國女性在勞動參與率長期高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同時，保持着較低的失業率。因此，中國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相對較高。對職業女性來説，生育的黃金年齡往往也是關鍵的事業上升期。生育之後可能面臨收入降低、支出倍增、生活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傳統儒家的多子多福概念在女性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背景中開始缺位和受到質疑。沒有養兒防老需求的情況下，更多職業女性會選擇少生育甚至不生育。

托兒成本過高。相對於其他國家，中國托幼機構數量奇缺。根據國家衞健委2019年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3歲以下兒童的入托率僅有5.5%，遠低於OECD國家35%（2018年）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夫妻雙方在孩子三歲前都必須參加工作，那麼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通常只有兩個：一是請家中老人幫忙看護，二是僱傭保姆。但是，一方面隨着退休年齡的延後，許多年輕夫婦第一胎生育時，老人尚未退休；另一方面，兩代人長期共同生活也並非多數家庭的理想選擇。所以越來越多的年輕夫婦選擇僱傭保姆或者月嫂照看小孩。對月嫂需求的增加導致月嫂工資較快上漲，我們從網上的招聘信息可以感受到，2021年初北京月嫂薪酬的中位數已達到8000元/月左右，托幼相關成本為普通家庭帶去極大壓力。

中國特色的教育觀念和模式，導致教育支出佔比非常之高。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發佈《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結果》，2016 年下學期和 2017 年上學期，全國學前和基礎教育階段家庭教育支出總體規模約 19042.6 億，佔 2016 年 GDP 比重達 2.48%，而OECD國家的該數值普遍在0.5-1.0%區間。一方面是由於發達國家對教育的補貼力度高，減輕了家庭部門的教育壓力；另一方面是因為輔導班盛行，學前/小學/初中/普高階段的校外支出佔教育支出比例分別為11.2%/38.3%/32.5%/26.7%，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的家庭部門的教育負擔，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在中國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中國過高的房價也對生育產生負面作用。從各地方的數據來看，高房價和出生率呈負相關關係。目前中國的房價收入比位於全球前列，根據Numbeo數據，2021年深圳、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都在35以上，遠高於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也就是説，一個普通人不吃不喝在深圳、北京需要工作40多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普通大小的商品房。巨大的購房壓力無疑會對生育造成抑制。

3.  中國生育支持體系落地，有望新增出生人口每年150萬以上

目前中國低生育的問題並不是單純放開三孩就能解決的，過低的一孩生育率反映了生育限制之外更深層次的問題。2015年之後，全面二孩的放開一定程度上掩飾了更為嚴重的一孩生育率下滑問題。根據2019年抽樣調查數據，一孩總和生育率約為0.61，不足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半。計劃生育實施40年後，中國的生育問題已經遠遠不是靠計劃生育就能夠解釋的。

全球範圍內，許多國家也經歷過或正在經歷了類似的低生育問題，從這些國家的經驗來看，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鑑？而中國的生育支持體系又將如何建立？

3.1  他山之石：五類生育支持政策各有千秋

隨着生育率的下行，許多國家都出台過生育支持政策。部分歐美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為提高生育水平、保證人口正常更替，曾經相繼出台並逐步完善了許多生育支持政策。具體來看，生育支持政策主要有五種類型，包括現金補貼、税收和住房支持、產假和職場制度、公共服務及觀念倡導。在刺激生育的過程中，不同國家採用了不同的政策組合。

五類生育鼓勵政策中，以現金補貼最為直接有效。現金補貼政策能夠有效減輕育齡父母培養孩子的經濟壓力。法國、瑞典、德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國均採用了補貼政策，相關補貼形式包括：現金補貼（津貼、福利、獎金），特殊福利（如住房福利），特別折扣卡（如多孩家庭購物優惠等）。從實踐來看，補貼政策實施相對便捷，且效果立竿見影。比如法國生育頭胎的家庭每月可獲得約177歐元的補貼；在三年之內生育第二胎，則額度會上升到約600歐元，持續到孩子年滿6歲；再生育第三胎，補貼則增加到900多歐元，且持續支付到孩子滿18歲。

單獨使用税收減免政策效果並不明顯。税收減免的基本實施方式是通過減免家長的個人所得税來緩解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主要的實施國家有德國、美國、西班牙等。相較於直接的現金補貼，適用税收減免政策的税收種類設置及計算相對複雜，大量的收入評估和複雜的計算工作給政策的實施增加了難度。西班牙的生育支持政策以税收減免為主，2003年西班牙出台規定，第一個孩子為1400歐元,第二個孩子為1500 歐元,第三個孩子為2200 歐元,第四以及隨後的孩子為2300歐元。但是政策出台後收效甚微，西班牙總和生育率的反彈幅度僅為0.15左右，並在幾年之後重新下跌。

產假制度整體上效果顯著，但實際執行過程中會受職場文化影響。產假制度的出現最初是為了保護婦女的工作權益，但隨着生育率的不斷降低，各國通過改變產假制度來提高生育率。最初的產假只包含分娩假、育兒假等，隨着政策的改變，男性產假被引入，這是鼓勵生育政策中最具特色的變化之一。產假政策為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了時間安排、經濟支持和工作保障。大部分情況下，產假制度效果顯著，但實際上政策實施受不同國家的職場文化影響嚴重。比如韓國政府規定，生育婦女單胎產假為90天，生雙胞胎或多胞胎的女性產假可延至120天。但是2019年7月9日韓國政府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533户受訪家庭中，40.3%的女性曾因生孩子辭職，超七成韓國女性未休過產假。

相較於其他幾種指向更有針對性的生育鼓勵政策，公共服務配套政策往往與相應的教育補貼、醫療補貼等政策相配合。在鼓勵生育政策效果顯著的澳大利亞，在托育方面兒童保教機構十分多樣，包括全日託機構、家庭日託機構、課外時間託管機構、學前班幼兒園、居家託管機構、臨時託管機構和一系列非主流的兒童保教服務，而同時政府為其提供資金並實施兒童保教機構支持計劃。公共服務的配套能夠有效推動家庭從“想生”到“敢生”的轉變。

觀念倡導有助於改善生育意願，從而提高生育率。當前各國出生人口降低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生育意願大幅降低，而除了住房教育醫療等客觀成本限制因素外，主觀生育意願低迷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晚婚晚育、單身丁克等生育文化的盛行需要相應的觀念倡導和名譽獎勵政策來調節。韓國、日本等國家均徵集過鼓勵生育的標語、宣傳口號，俄羅斯的街頭更是張貼了許多鼓勵生育的海報。法國自1920年起給生育4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頒發共和國家庭勛章；在俄羅斯，生育子女多的婦女會被人們稱為 “英雄母親”，多生孩子的父母可以獲得政府頒發的“父母榮譽勛章”。

3.2  中國生育支持體系已呼之欲出，現金補貼類政策暫時缺位

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及四類生育支持政策，但沒有涉及現金補貼。我們梳理了會議上提及一些支持生育的舉措，基本都可以歸類到税收和住房支持、產假和職場制度、公共服務以及觀念倡導這四類中。唯獨在其他國家效果最好的現金補貼類政策出現了缺位，是目前最大的遺憾。

3.3 相關政策將提升生育率，有望增加新生兒每年150萬以上

實施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國家，總和生育率是否會有明顯提高還得看政策力度。其中在部分國家，總和生育率在政策的刺激下，從較低的水平提升超過0.5，主要有法國、瑞典、丹麥和俄羅斯。其他有部分國家，如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西班牙，實施了生育鼓勵政策後，總和生育率反彈的幅度可能只有0.2~0.3左右且並不穩定。

如果沒有三孩放開和生育支持政策，預計總和生育率將在未來幾年跌至1.1左右的水平。雖然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約為1.3，但是根據我們前期報吿《人口“危機”迫在眉睫？政策須調整——經濟中長期問題系列之一（20210226）》中的測算，2019年中國剔除二孩堆積效應後的總和生育率約為已跌至1.1左右，也就是説如果沒有三孩放開和生育支持政策，中國總和生育率可能會較快從1.3進一步跌至1.1。

我們認為當前政策能夠將長期總和生育率水平提升0.2至1.3左右，那麼較沒有三孩和生育支持政策情形下，每年將增加新生兒數量150萬以上。雖然目前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涉及到的政策方向已經較為全面，但預計實現將總和生育率水平提高0.5左右的難度較大。我們認為當前政策或有望將總和生育率從1.1的長期水平提升0.2至1.3左右，這種情形下，每年新增的新生兒將較未推出三孩和支持政策時提升150萬以上。

4.  長期看人口通縮趨勢難以逆轉，但仍有結構性亮點

4.1  受制於育齡婦女數量下滑，出生人數難走出上行趨勢

我國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幾乎熨平了生育週期，未來育齡婦女數量或將持續下跌，會拖累出生人口數量。從出生人口數量看，上一波“嬰兒潮”是在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按照生育規律，2015年前後應該能夠看到新一輪的“嬰兒潮”。但由於長期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1995年之後總和生育率長期被控制在1.6左右的水平，本該出現的“嬰兒潮”幾乎消失不見。

從育齡婦女數量看，我國並未出現和俄羅斯、瑞典相似的週期性波動。1960-2010年期間，這50年裏基本都是單調爬升，未來預計將會單調衰減，時間跨度也有可能達到50年。更直觀的可以觀察當前潛在育齡婦女和即將退出生育年齡女性的數量，2018年，35-49歲的育齡婦女約有1.60億人，0-14歲的青少年女性有1.09億人。在不考慮死亡率區別的情況下，未來15年將減少育齡婦女5100萬，平均每年減少340萬人，這基本決定了出生人數難以持續上行趨勢。

4.2  三孩或每年多出生60萬人，約佔生育支持政策實施後新增出生人口的四成

三孩的增量空間有多大？我們假定以中國台灣地區作為參照，中國台灣地區三孩佔出生人口約8.6%，若假設中國三孩出生率在政策放開後出現短期脈衝，然後逐漸穩定到與中國台灣地區接近的水平。近十年中國的三孩及以上出生佔總人口約為3.6%，還有5%的提升空間，參考2020年約1200萬的總出生人數計算，每年大約多出生三孩60萬人。在上文中，我們預測政策將帶來新生兒每年新增超過150萬人，那麼這其中三孩數量佔比或達到四成。我們這一計算過程的強假設是以中國台灣為參照，從人均收入的差距來看生育意願，我們覺得大概率三孩短期佔比難以完全複製中國台灣，因此數量最終難及四成。

4.3  沿海發達和少數民族聚集區新增出生人口或較多

生育支持政策落地之後，沿海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區的新增出生人口數量大概率較多。我們認為是否生育三孩主要取決於經濟能力和潛在生育意願，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而少數民族的生育意願相對較強。參考二孩全面放開時的情況（2016~2018年相比2015年），山東、廣東、天津、北京、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和內蒙古、寧夏等少數民族聚集區的生育情況有較明顯的改善。如果不考慮政策時點，歷史二孩佔本身就比較高的省份，比如説安徽、陝西、海南、福建也會有更多的機會。但是從增量角度，以及收入-成本角度考慮，我們覺得沿海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的居民可能會更有生育三孩的意願。

5.  中國人口問題挑戰中的三個機遇

人口老齡化是全球化的現象，對於中國如此體量的經濟體，老齡化不僅對自身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甚至會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理論上，人口增長的停止很可能導致經濟增長低於潛在增速，勞動供給的缺失以及投資與消費意願的走弱，會導致經濟體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中樞不斷下移。老齡化過程是無法阻止的規律性問題，如何有效的化解老齡化影響才是重中之重，這不僅僅是三孩放開單一政策就可以對沖與解決的，我們相信在化解老齡化、少子化問題的過程中，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會帶來一些積極的因素：

要素資源配置的優化會為中國帶來新的增長契機。一是部分傳統制造的產業格局，二是土地要素變化，三是人工替代與工控系統的廣闊前景：

1、供給側改革之後，近年來製造業權重持續下降，特別是傳統制造業權重丟失，這個背後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從製造到服務是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縮影之一。同樣是使用勞動力，為什麼製造業就要流失？一是傳統制造業的投資回報率在不斷下降，二是人工替代往往優先發生在工業。但是反觀這樣一個現象，其實製造業的生產率是高於服務業的，生產率高但投資回報率卻低，恰恰反映了產業比較優勢的改變和經濟體在需求端的深刻變化，這樣一種資源流向其實並不符合經濟理論的理想情境。那麼要素資源配置的再優化，涉及穩定製造業權重，提升製造業競爭力，這將是十四五階段以及整個老齡化過程中的重要議題，我們相信這會為中國製造業帶來新的契機，特別是部分帶有產業升級性質的傳統制造（原材料、消費品）。

2、土地要素對於廣大農民生育率的變動其實至關重要。2019年底，國家發佈《關於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的意見》。《意見》提出，穩妥推進“長久不變”實施，繼續提倡“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其實對農民的生育意願帶來了一些影響，對農民通過土地要素的生育激勵大大降低，並且集體用地當前限於要素流轉的約束，對於農村羣體的收入端支撐也沒有充分釋放，土地激勵與收入要素不改善，廣大的農村羣體生育意願就很難進一步打開。我們相信土地要素未來對於激發農民生育意願將會扮演重要角色，這個背後還會促進消費、投資需求的進一步釋放，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驅動。當然，農村土地要素的變革需要連帶户籍、養老、教育等一系列要素的配套，過程可能漫長但方向就在前方。

3、老齡化問題終將無法解決，智能製造的大時代正當其時，人工替代與工控系統前景無限。我們已經看到勞動人口會快速下降的未來，那麼應對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工程師紅利的對沖，另一方面就是人工替代背後的設備與工控系統的進一步覆蓋。過去幾年這一趨勢已經洶湧來襲，但是我們認為當前並未到中國勞動人口下行最迅猛的階段，因此上述領域的成長空間將進一步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