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冀田Timothy

来源：秦朔朋友圈

新冠病毒在人类成功研发出疫苗之前，抢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欧美疫情的二次暴发来势凶猛，完全超出预料。德国、英国、法国宣布“封国”。国内新疆等地的病例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国外肆虐的情况下，国内、国外仍将继续“割裂”。

新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看不到终点。病毒会衰减而自然消失，已经成为幻想。也许，只有新冠疫苗能根本上结束这场“物种战斗”。于是，疫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迫切。

但是，关于疫苗的疑问也不少。

比如，新冠疫苗安全性有多高？有效性有多高？有些地区进行的重点人员优先、自愿接种的紧急接种疫苗要不要打？

再比如，流感疫苗今年也卖疯了，抢不到，要不要打流感疫苗？

在资本市场，疫苗股股价爆涨，大幅波动，是炒作还是价值投资？投资者需要更全面的信息评估疫苗公司的投资价值。

这些问题涉及复杂的科学专业知识，这篇文章尝试用“大白话”探讨新冠疫苗的5个疑问，难免有疏漏之处，仅供参考。

有效性的误区

除了俄罗斯之外，全球还没有正式批准的新冠疫苗。全球疫苗研发最快处于三期临床阶段。让人略有不解的是，今年8月份，俄罗斯高调宣布新冠疫苗批准注册。但是，在过去几天，俄罗斯统计的新冠病例，连续创下疫情流行以来的新高。11月1日，俄罗斯共确诊1.8万多例新冠。

俄罗斯的疫苗哪去了呢？怎么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还没上产能，还没来得及给公众接种。所以，除了“研发成功”之外，还有很多问题影响疫苗的效果。

看到网上新闻报道新冠疫苗时，说的最多的是安全性，但对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提的不多。好像疫苗只要安全了，就会成功，就能100%保护不受病毒侵害。

事实上，即使比较成熟的流感疫苗，它的有效性也不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05～2019年，流感疫苗的有效率（Vaccine Effectiveness）从19%到60%不等，最高也就是60%。也就是100个接种了疫苗的人里面，还是有40个人感染了流感。

| 美国流感疫苗有效率（Vaccine Effectiveness）

再比如说，有文献报道，我国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苗流行病学保护率达87.3％，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了，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被保护到。

有效率差距这么大的原因在于不同流行季节的流感病毒不一样。接种的流感疫苗如果和当前流行的病毒种类相匹配，效果就较好，如果疫苗和病毒种类不匹配，效果就不好。除此之外，不同年龄、有没有基础病等因素都影响流感疫苗的效果。

但是，哪怕低到只有20%的人得到了保护，也是一种成绩：至少让20%的人免于感染。20%是统计概念，落到每个人头上，要么是100%，要么是0%，并没有办法分析为什么你打了疫苗也感染了，别人就没有感染。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要算社会总成本的帐，如果有效率太低，与其浪费80%的金钱，是不是把这些钱花在20%的人的治疗上，更有效率呢？这还涉及到疫苗的定价问题，挺复杂。

需要提醒的是，这里说的是一般逻辑，并不是说将来的新冠疫苗有效率很低，只是说，如果新冠疫苗出来，我们在选择要不要打，打哪个疫苗的时候，需要认真看其有效性。

从已经公布的一二期临床试验数据看，几种疫苗的有效性是非常好的，比如康希诺的血清抗体阳转率为96%，也就是说96%的接种疫苗的人，产生了抗体。

| 几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数据

那么，如果一二期临床试验数据好，是不是意味着三期临床成功的概率就极高，将来有效率也很高呢？可能不一定。

为何失败？

在三期临床试验中失败的药物或者疫苗，常有。

比尔盖茨基金会曾用8900万美元资助过一家疫苗研发企业Novavax。Novavax研发的是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疫苗，一度被认为会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疫苗。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疫苗在三期临床中没有达到预期的临床终点。Novavax公司数年内经历两次研发失败，股价从300美元跌到只有8美元。

这里涉及临床终点的问题。临床终点的意思是，在预先设计的临床实验里，用什么目标来最终评估试验的成败。一二期临床和三期临床试验的方法和临床终点会不同。在一二期临床，使用随机对照组的差异，随机给健康人群打疫苗，看疫苗的安全性和产生抗体的比例以及产生抗体的滴度等。

一二期临床试验中产生的抗体的量和比例，只是间接的证据，不能“确定”回答该抗体是否有保护人体免受病毒攻击的能力。因为机体的免疫反应是在身体内十分复杂的过程。

借用一个比方，就像一个单位有工作能力的人很多，这些人好比一二期试验结果很好的疫苗的有效成分，但有工作能力不代表这些人一定会努力工作、能在单位环境中发挥效用。无所事事、站着看的、甚至添乱的人也不少。“添乱的事”后面会继续说。

三期临床真刀真枪地检测保护效果，需要数据比较。例如，美国Moderna公司公布的计划显示，其需要3万名受试者，对照组出现151人感染，阿斯利康与之相近，终点为3万名受试者，对照组有150人感染。对照组达到预定感染人数后，看接种疫苗的那一组是不是统计上比这个数字少，这样才能证明疫苗起作用了。至于说，到底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终点，需要真的有那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这个时间很难确定。

以上是一般而言疫苗研发时间较长的原因。因为需要在真正的流行发病区域，给上万的样本真的使用、并且至少通过2个流行季的考验。如果经不过这么严格的考验，疫苗很难说有明确的效力。

技术路径

目前在研的疫苗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技术路径。

在这么多技术路径中，灭活疫苗是传统的技术路径。灭活疫苗在生产环节如果灭活不彻底，疫苗会出安全事故。

近年来重组蛋白亚单位和病毒样颗粒等疫苗技术路线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更新的技术是核酸疫苗等新技术路线。这些新技术路线可以快速将能够产生有效抗原的DNA或RNA序列，放置于质粒载体或递送载体中，从而迅速创建出有针对性的候选疫苗。

这类技术路线疫苗一般被认为研发周期短、理论上相对安全、生产技术简单、有利于大规模生产。

在科学层面，每种技术路线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同的。

再举个例子，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曾表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大家讨论的ADE效应，再加上成本，价格能不能降下来？”“目前新冠疫苗ADE没有定论，必须要有经同行评审的数据公布才能说话。”

什么是ADE效应呢？ADE是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缩写，中文翻译为“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指的是一些不理想的抗体，不仅没有用，还会增强病毒的感染力，甚至协助病毒进入原先无法进入的细胞，最终使得感染者病情加重，导致组织病理损伤。简单的说，就是不仅没有用，反而起坏作用。听起来有点吓人，如同前文说的“捣乱”的事情。

1977年，著名病毒学家Scott Halstead把登革热病毒和ADE效应联系起来——部分登革热病毒感染者康复后获得了对病毒的免疫力，但当一段时间后，患者第二次感染病毒时，病情反而比第一次更严重。

疫苗研发中的不确定性确实很大。也正是如此，比尔盖茨基金会才会投资数十亿美元，对7种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候选疫苗同时进行研发。

盖茨说：“尽管最终我们最多只能选择其中的2种疫苗，但我们会为所有研究这7种疫苗的工厂提供资金，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理论上，肯定会有某些技术路径失败，但是失败就失败了，多花点钱不要紧，关键是要齐头并进，要抢时间，让能成功的成功就行。

这一点部分回答了我们对新冠疫苗临床研发进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疫苗研发需5年到10年，为什么新冠疫苗能这么快出来？在科学上，新冠疫苗有没有“偷工减料”，跳过了什么步骤？

除了药品监管部门的加速支持和持续暴发的疫情给临床试验提供了便利条件之外，研发机构不考虑备选技术路径，不计成本，集中精力在大胆选定的技术路径和技术细节上单兵突击，是研发加速的很重要的原因。

持续安全性

即使在疫苗上市后，其安全性问题也不容小觑。

1955年，美国Cutter实验室生产的几个批次脊髓灰质炎疫苗含有一些活的致病病毒，接种后导致了许多小儿瘫痪，称之为“Cutter事件”。“Cutter事件”是美国疫苗生产和政府监管疫苗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促进政府建立了更好的疫苗监管体系，对疫苗的生产和接种后异常反应进行监管。

2013年，默克公司主动召回了一批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原因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差错，少量的疫苗瓶子中可能含有玻璃颗粒。玻璃颗粒打到人体里，可是了不得。然而，正是这个原因，A股有家公司却成为疫苗概念股，遭到爆炒。

怎么回事呢？按照国外的标准，装疫苗的玻璃瓶用的不是普通玻璃，而是硼硅玻璃。硼硅玻璃耐酸碱侵蚀、化学性质稳定、强度大，不易破碎。疫苗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涉及高温烘干、低温冻干等工艺，低硼硅玻璃容易热胀冷缩而炸裂，可能容易掉玻璃渣。我国能够大量生产的是低硼硅玻璃，但世界主流的疫苗瓶材料是中硼硅玻璃。

一旦疫苗研发成功，装疫苗的玻璃瓶和橡胶瓶塞都可能面临短缺。强生已经从美国康宁公司订购了2.5亿个疫苗专用玻璃瓶；另一家医用玻璃制造商德国肖特则已经接到了10亿个瓶子的订单，是其2年的产能。甚至有消息称有NGO组织正在全球收购玻璃生产线。

于是这家做药用玻璃管制品的公司的股票股价爆涨，爆炒一通之后，公司公告，他们公司的中硼硅玻璃还处于研发阶段，也没有接到任何订单。股价随后大跌。这是疫苗相关投资中的风险。

事实上，疫苗在注射之前，需要多个严格的环节。企业在完成产品生产并自检合格后提出申请，由批签发机构进行审核、检验。通过批签发后，在运输、销售、贮存直至临床使用等每个环节都应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操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产品质量。甚至有时还会因为企业工艺或产品自身稳定性问题，在临近有效前出现产品效价下降的情况。因此，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安全控制，才能确保疫苗的安全和有效。

新的变化

新冠病毒的发现还不到一年，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新冠的主要治疗方法，治疗的效力在不断提升，但是毕竟病毒的一些特征还需要更多时间的观察。

比如说，最近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英国民众感染新冠病毒后获得的抗体水平在下降。6月至9月，研究团队对36万多名英格兰民众的3、4月份之后的整体抗体水平进行了跟踪调查。第一轮测试（6月底到7月初），每1000人中，约有60人有抗体。而第二轮测试（9月份），每1000人中，只有44人抗体呈阳性。这说明，我们苦苦追寻的抗体，可能是比较“短命”的。

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系主任温迪·巴克利（Wendy Barclay）认为，英国民众的抗体水平正在下降，而免疫力下降与抗体下降速度呈相关关系。这一研究对群体免疫是一个打击；对疫苗研发和生产企业一方面可能是利好，因为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打一次疫苗。但另一方面，也多了一个疑问：疫苗的保护期到底有多长？如果保护期太短，加上成本因素，多次打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在疫苗研发中，面临的科学的未知还是有不少。

不过，在严格遵守科学精神和疫苗生产质量控制和安全控制要求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对疫苗事故的可能性是零容忍。在关乎人类前途的这场“生物大战”中，我们需要了解相关的知识，不盲目相信，也不反智，科学地决定要不要打疫苗，选哪个疫苗打。当然，也要理性地参与疫苗的相关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