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通固收 姜珮珊

来源：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概要

次贷危机以来的货币超发为何未引起通胀？次贷危机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但09年至19年美国的平均通胀率只有1.4%，持续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通胀率。主要原因有：1）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导致有效需求不足；2）货币宽松下信贷流向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加剧，供给过剩加剧通缩；3）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享受低廉进口产品从而抑制通胀；4）金融危机+监管加强，货币乘数大幅下滑。

本轮货币超发有什么不同？（1）美国放水幅度前所未有，远超次贷危机时期。3月11日~5月13日短短两月，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从4.3万亿美元跃升到6.9万亿美元，增幅60%。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已出台4轮财政刺激计划，赤字率将接近二战时期水平。（2）中国相对克制。与美国相比，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更为克制，为未来留有余地。相同点是货币增速同样大增，广义财政赤字率将创下1952年以来的新高。（3）疫情是最大的扰动。供给在复工后可以迅速恢复，但消费恢复慢于生产。且部分发达国家在疫情尚未控制时匆匆重启经济，后续的不确定性增大。

短期通缩压力，关注国内PPI见底。受疫情冲击及能源价格大跌拖累，中美两国CPI环比均连续两月下降。美国：失业率飙升且救济缓慢。疫情冲击下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飙升，经济停摆下消费者信心显著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失业金派发部门超负荷运转，部分州失业金申请系统老旧等原因，失业金申请困难，救济发放缓慢。截止到5月18日，仍有超过1000万人尚未收到1200美金的现金补助。中国：供给修复快于需求。居民杠杆率高企、疫情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和收入下滑，因此消费恢复较生产端明显缓慢。国内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价格分化，猪价步入下行周期，国际油价触底反弹，国内煤价、钢价小幅回升，我们预计PPI同比将在二季度见底，而后降幅收窄。

长期：逆全球化加速，潜在通胀风险。前文我们总结次贷危机以来的货币超发未引起通胀的四大原因：老龄化和贫富差距扩大降低有效需求、僵尸信贷导致供给过剩、全球贸易导致可贸易品价格走低、金融监管降低货币乘数。但新冠疫情以来，以上四个原因中有两个原因正在发生变化，一是监管放松，货币乘数下降幅度或小于次贷危机时期；二是逆全球化风声再起。本次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使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链过度分工的脆弱和潜在安全问题，或促使发达国家将国家安全相关产业链回归本土。此外，美国石油活跃钻井平台总数创下10年新低，随着供需的改善，未来油价或将重新大幅上涨。再加上前所未有的宽松力度，长期通胀风险升温。

货币超发催生资产泡沫，债券性价比降低，寻找保值资产。全球央行货币超发的背景下，货币贬值是必然事件，且过剩流动性往往催生资产泡沫。长期通胀风险下债券性价比降低，实物资产（黄金、大宗商品、优质地段房地产）和优质股票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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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各国央行都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货币超发的背景下，通胀风险如何？中美有何不同？本期专题将回答这些问题。

1.次贷危机以来的货币超发为何未引起通胀？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从08年11月起，先后开启了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快速膨胀。08年8月美联储的总资产为9052亿美元，到14年10月退出QE3时，资产已达4.5万亿美元。但是这一系列货币超发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通胀。事实上，09年至19年，美国的平均PCE同比只有1.4%，甚至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通胀率。

原因一：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巨大等原因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具体体现在：1）08年以来发达国家老龄化加速。98年到08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2.47%小幅增至12.6%。而08年到18年，占比从12.6%上升到15.81%；2）贫富差距巨大。197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首次超过0.4，1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86。从财富占比来看，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拥有美国70.2%的财富，而这一比例在1989年为60.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富排名后50%的美国家庭只拥有全国1.5%的财富，1989年为3.9%。富人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巨大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有效需求不足。

原因二：货币宽松下信贷流向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加剧，供给过剩加剧通缩。金融危机后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僵尸企业得以负债存活。Quick FactSet数据库显示，2018年美国有923家僵尸企业，占美国企业比率为32%。这些企业的存在加剧了供给过剩和通缩。Acharya等人（2020）的研究显示2012年-2016年僵尸信贷压低了欧洲通胀率0.45个百分点。

原因三：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享受低廉进口产品从而抑制通胀。以中国为代表的产业链的代工使大量廉价商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从供给端抑制了通胀。IMF (2006)研究表明，全球化有效降低了贸易品的价格。平均而言，98和99年，进口价格对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贡献约为0.5个百分点。张步昙（2015）的研究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使得发达国家享受了温和而平稳的通胀。

原因四：金融危机+监管加强，货币乘数大幅下滑。次贷危机爆发后，货币乘数从08年4月的9.34断崖式下滑，最低降至14年8月的2.8。货币乘数的下降主要与银行风险规避和保持资本充足率的需要以及危机后银行面临的强监管有关。具体为：1）次贷危机爆发后，贷款给企业的风险飙升，银行宁可选择不放贷，也不愿意去冒险。同时，居民和企业在面临衰退的经济时，更倾向于持有现金而非使用；2）危机发生后，银行的贷款质量急剧下降，银行急于收回贷款来补充资本充足率；3）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银行实行更严格的资本充足规定。

2.本轮货币超发有什么不同？

2.1美国：前所未有的放水幅度

面对新冠疫情，美联储打出“组合拳”，力度远超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采取了极为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20年3月15日美联储直接祭出零利率和7000亿美元QE；3月23日宣布QE无上限；3月 26日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为0；4月9日宣布将提供2.3万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家庭和企业。“组合拳”下，当前美国广义货币M2增速已经超过20%，接近1943年创下的26%的历史峰值。从3月11日到5月13日的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从4.3万亿美元跃升到6.9万亿美元，增幅6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08年8月底到12月底这四个月时间，美联储的资产仅增加1.3万亿美元，增幅46%。

财政政策不遗余力，接近二战时期水平。截止到5月20日，美国已经出台了4轮财政刺激计划，合计的财政刺激总规模约2.8万亿美元。其中，第三轮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约为2020年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预算支出（4.8万亿美元）的42%。与此对应的是联邦政府剧增的财政支出：4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9797亿美元，同比增161%，环比增175%。20年1-4月份财政赤字为1.1万亿美元，同比激增5.3倍。我们预计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率或与1943-45年一样超过20%。

财政救助方面，金额更大，范围更广。体现在：1）增加对失业人群的救助规模和力度。本次不仅延长了失业保险的领取时间，更是将每周州失业救济金增加600美元，并把领取人群扩大到临时工、休假的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之前只有在正规公司工作的失业人群才能领取失业金）。2）直接派发现金补助。本次将12.5%的救助金直接派发给民众，有助于在疫情期间稳定需求。

2.2中国相对克制，货币信贷大幅增长

与美联储相比，我国央行更为克制，M2明显回升。不同于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央行主要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总量上，通过3次降准、公开市场操作、运用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等投放流动性；价格上，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30BP，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在央行的呵护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M2在3月份重回两位数增速，4月增速达11%。

从引导贷款投放来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更高。一季度人民银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即每1人民币的流动性投放支持了3.5元的贷款增长；而美联储一季度投放约1.6万亿美元流动性，一季度贷款增长500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了纾困贷款，1美元的流动性投放仅支持了不到0.3美元的贷款增长。

广义财政赤字率攀升。我国财政政策与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相比，更为收敛。5月22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将超过2.5万亿元。资金筹集方面，将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新增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新增的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全部安排给地方，缓解地方行政困难。专项债较去年新增1.6万亿，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可见今年政策重点在纾困而非刺激。报告未提及经济增长目标，为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更多余地。根据两会预算报告，预计实际财政赤字总额为6.8万亿、政府基金收支赤字为4.45万亿，预计今年从政府性基金向公共财政调入资金约3万亿，从而使得预算财政赤字降至3.76万亿，以实现3.6%的名义财政赤字率。扣掉这部分重合之后，今年的广义财政赤字总额约为8.5万亿，对应广义财政赤字率约为8.2%，创下1952年以来的新高。

2.3疫情是最大的扰动

本次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疫情是最大的扰动。目前全球的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但发达国家复工呼声日益强烈。从4月24日起，美国各州逐步解封。截止到5月17日，已有33个州解除居家令。从高频数据来看，美国的消费开始缓慢好转, ICSC-高盛连锁店销售周同比下降幅度从5月2日起逐步收窄。但疫情是本次危机最大的扰动，体现在两个方面：1）供给在复工后可以迅速恢复，但由于疫情的存在，消费意愿与消费需求的恢复慢于生产。2）发达国家在疫情尚未明显控制时匆匆重启经济，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增大，后续的不确定性也增大。

3.短期通缩压力，关注国内PPI见底

3.1  当前中美通胀环比下行

中国3-4月CPI环比连续下降，其中食品和交通运输类环比降幅较大，仅医疗保健环比小幅上升。食品项中，鲜菜和猪肉价格环比下降幅度最大。3/4月鲜菜价格环比下跌12.2%/8%，主因复工复产稳步推进，蔬菜大量上市；猪肉环比下跌6.9%/7.6%，主因猪肉供给持续增加。非食品环比持续下跌主要是受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其中交通运输类影响最为显著。唯一上涨的类别为医疗保健，3月和4月环比均微升0.2%。

美国4月CPI较3月进一步下滑，主要受能源价格拖累。美国CPI连续两个月下滑，剔除季节性因素，3/4月分别下滑0.4%/0.8%。受国际油价大跌影响，能源价格和交通运输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下行，其中4月分别环比下降8.3%/5%。由于疫情造成食品部分供应链中断以及消费者囤货导致的供需失衡，4月食品价格环比上升1.5%。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CPI4月环比降0.5%，创1957年以来最大月环比降幅。

3.2  美国：失业率飙升，救济缓慢

失业率飙升，消费信心下降。在疫情导致的经济封锁措施下，4月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减少2050万个，失业率飙升至14.7%，较3月增加10.3个百分点。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飙升至历史罕见水平，1967年至2019年平均周首次领取失业金人数为35万人，而从今年3月中旬以来，每周平均新增领取失业金人数为456万人。经济停摆下消费者信心显著下降。5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月的101降至73.7。

失业金与1200美元现金派发缓慢。虽然财政刺激政策大幅增加了失业金的金额，并直接为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个人派发1200美元现金，但是实际上，失业金很难申请，且派发缓慢。根据One Fair Wage的估算，截止到5月14日，全美只有56%的申请者收到了第一笔失业金，这也说明真实失业数据比统计数据更高。由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调查问卷（4月14日-24日收集）显示，符合失业金领取要求的人中，仅57%成功申请到了失业金。通常在申请完失业金后2-3周就可以收到失业金，但现在有些州需要长达1个多月才能收到失业金。1200美元现金的派发同样十分缓慢，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估算，截止到5月18日，仍有超过1000万人尚未收到这份现金补助。

失业救济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为：1）失业人数飙升导致州失业金派发部门超负荷运转，人手极度不足；2）不同州拥有不同的失业金申请系统。部分州在设计申请流程时，为了防止谎报和欺诈，将申请流程设计得十分复杂，例如佛罗里达州；3）失业金申请系统大多老旧，难以在短时间内应对众多申请者。1200美金派发缓慢的原因是：1）IRS根据18和19年的纳税申报的信息派发现金补助，但部分公民只提供了支票地址，这部分公民需要以邮寄方式派发现金补助，进度缓慢；2）部分公民由于收入太低而无需报税，IRS既没有他们的电子账户信息，也没有地址。

3.3中国：供给修复快于需求

复工逐步推进，供给修复迅速。我国从2月份起陆续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国家统计局统计，3月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复工率已达96.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部分云平台大数据监测结果显示，5月18日中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到91%。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转正至3.9%。

但需求恢复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下降。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减少7.5%，降幅较3月有所收窄，回升力度不及供给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储蓄意愿上升。根据问卷，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上升7.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比上季下降6.0个百分点。

消费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有：1）疫情尚未结束，影响外出和消费的意愿；2）居民杠杆率较次贷危机时期高，消费刺激政策的带动力不及次贷危机时期。今年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7.7%，而08年12月我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3）居民收入受到冲击。人民银行统计的收入感受指数下降，一季度收入感受指数为41.6%，比上季下降11.0个百分点。

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价格分化，猪价步入下行周期，但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9年10月份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由负转正，存栏量持续回升，生猪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产能恢复效果开始显现，20年3月以来猪肉价格环比持续下降，猪价步入下行周期，或带动CPI涨幅回落。而生产资料方面，4月生产资料环比继续下降，但5月以来，OPEC+减产协议开始生效，国际油价触底反弹，在基建的发力下，国内煤价、钢价小幅回升。海外疫情有所缓解，欧美各国计划逐步重启经济，工业品价格或随经济好转低位反弹。我们预计PPI同比将在二季度见底，而后降幅收窄。

4.长期：通胀风险与资产泡沫

长期来看，超发的货币要么流向消费引发通货膨胀，要么引发资产价格上涨，进而增大贫富差距。

4.1逆全球化加速，通胀风险抬升

前文我们总结次贷危机以来的货币超发未引起通胀的四大原因：老龄化和贫富差距扩大降低有效需求、僵尸信贷导致供给过剩、全球贸易导致可贸易品价格走低、金融监管降低货币乘数。但新冠疫情以来，以上四个原因中有两个原因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金融监管放松。特朗普上台后，去监管成为美国金融业主导风向之一。18年5月25日，《促进增长、放松监管要求、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案》正式实施，该法案大幅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阀值，减轻中小型银行所受的监管要求，显著放松“沃尔克规则”。19年10月10日，美联储批准了银行监管新规则，放松了对美国国内和外国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大幅削减银行的合规负担。此外，为抗击疫情，美欧金融监管政策均有不同程度的放松。美联储暂时性放松了部分金融监管政策，如修改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调整补充杠杆率（SLR）等。欧央行3月12日宣布临时放松银行业监管在资本金及流动性比率等方面的要求。3月27日，中央银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GHOS）表示，已批准为银行和监管机构提供额外运营能力的一整套措施，包括将《巴塞尔协议III》标准的实施日期推迟一年至2023年1月1日。

二是疫情破坏全球产业链，逆全球化风向再次兴起，贸易摩擦重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暴露了产业链国际分工的脆弱和潜在的安全问题，各国更加重视本土的供应商。20年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权独立。无独有偶，日本经济产业省4月7日公布的刺激计划中，有2200亿日元（约143亿RMB）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回日本本土。刘志彪（2020）提出，未来各国决定产业配置的考虑可能由交易成本转向社会成本。企业方面，本次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使跨国企业反思产业链在全球化中的不稳定因素，未来可能会选择牺牲部分利润和效率来换取经营的稳定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副主席香农·奥尼尔认为：疫情已打破全球供应链中的许多联系，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更加详细地了解供应来源，并以效率为代价换取稳定充足的库存。

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已使部分商品涨价。香奈儿、LV等奢侈品因生产成本上涨纷纷涨价，主因疫情蔓延导致全球贸易物流大范围受阻和全球多地纺织厂停摆。与非网资讯显示，渠道商3月份透露三星等主要供应商已通知调涨下季 DRAM、NAND Flash合约价，涨幅都达双位数。3月NAND Flash的合约价格已出现明显上涨，同比增16%。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供给方面，中国内地主要大厂因疫情停工，出货不顺，渠道商库存降低；而需求因疫情带动宅经济，网购电商线上游戏逆势增长，带动存储器需求。

全球化使通胀呈现低通胀且低波动的特征。根据进出口总额占GDP比值变化可以判断1870年以来出现过两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起于1870年，由殖民推动，结束于一战的爆发。二战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开启。从历史数据来看，全球化使通胀呈现低通胀且低波动的特征。主要原因为：1）全球化使产业链生产成本最低且最有效率，有效降低贸易品价格；2）全球化使竞争加大，价格产生下行压力；3）全球价值链延伸，各国之间投入产出关联增强。国家间的过剩产出与过剩需求可通过国际贸易重新分配。张步昙（2015）研究显示，国外产出缺口对一国通胀驱动作用逐渐超过传统理论中的国内产出缺口。新兴市场国家本国价格水平变动更多归因于国际市场的供需，而工业化国家则受益于廉价供给，通胀持续趋缓。

深度全球化使M2增速和通胀相关性不再明显。通过简单的回归可以发现，1960年至1989年美国M2增速和滞后两年的PCE增速存在明显正相关性，系数为0.49且十分显著，符合货币数量论的结论。而1990年至2019年，这种正相关性消失，改变滞后期，系数始终为负。

逆全球化的加速将使通胀风险增加。逆全球化加速，产业链的重构将推升成本，进而影响价格，通胀风险增加。若国家间过剩产出与需求的重分配路径受阻，各国通胀将趋于分化，过剩产出国面临通缩，而过剩需求国面临通胀。

4.2油价或趋于回升

PPI-油价:供给下滑，未来价格或回升。目前的国际原油价格跌至30美元/桶甚至以下的水平，这已经低于大部分油企的现金成本，例如美国页岩油的现金成本在20-30美元/桶左右，传统油田的现金成本在20-40美元/桶左右。这意味着这些高成本的原油企业将被迫减产，例如美国5月22日当周的石油活跃钻井平台总数减少至237座，创下10年新低，这也预示着未来全球原油供应将会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疫情的缓解，欧美国家正在陆续复工，谷歌的数据显示，4月中旬以来美国人出行出现明显改善，这意味着原油的需求将逐渐恢复，因而随着供需的改善，油价未来或将重新大幅上涨。

4.3超发货币或催生资产泡沫

美国的危机后的政府救济往往流向富人的口袋，增大贫富差距。次贷危机后，美国富人的净资产规模恢复迅速。并且在13年3月，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净资产规模首次超过前10%-50%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规模。本次的经济救助法案看似大幅改善了穷人的生活，但《福布斯》指出，本次2.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让富人悄然获利。虽然富人不符合现金补贴的条件（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但税收减免政策取消了2017年设定的富人25万美元减税优惠上限，富人可以通过抵消纳税的方式获利。根据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的估算，本次经济救助法案中81.8%的救助都流向了年收入过百万的富人。

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在美国很难看到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大幅上涨。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更倾向于购买资产增值，因此在美国贫富差距大且消费不足的背景下，很难看到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大幅上升。多印出来的钱总会有一个去向，更大的可能是资产价格的上升。

货币宽松背景下，过剩流动性催生资产泡沫，进一步增大贫富差距。次贷危机后的货币宽松催生了美国长达十年的大牛市。美国标普500指数从09年最低的667点上涨到2020年2月最高3393点，最高涨幅超过400%。富人享有了股市上涨的绝大部分红利。在2009年3月，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就拥有美国所有权益类财富的83%。美国持续10年的大牛市使富人的资产急剧上升，到2019年12月，前10%的家庭的权益资产比例占比提高到88%。

4.4总结与投资机会

短期通胀风险低。疫情冲击后，中国复工逐步推进，但需求恢复慢于供给，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美国由于失业率攀升，救济缓慢等原因，需求恢复缓慢。因此短期而言两国的通胀风险都较低。

长期而言，通胀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此次新冠疫情较次贷危机，有三个不同：1）放水幅度前所未有，远超次贷危机时期；2）监管放松，货币乘数下降幅度或小于次贷危机时；3）逆全球化风声再起，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使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链过度分工的脆弱和潜在安全问题，或促使发达国家将国家安全相关产业链回归本土。企业可能会牺牲部分利润和效率来换取经营的稳定性。这三点均增加未来的通胀风险。同时，货币宽松背景下，过剩流动性往往催生资产泡沫，进一步增大贫富差距。

投资机会方面，债券性价比降低，寻找保值的优质资产。全球央行货币超发的背景下，货币贬值是必然事件。长期通胀风险下债券性价比降低，实物资产和优质股票更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实物资产包括黄金、大宗商品、优质地段房地产。历史上每一次大危机过后黄金价格都迅速上升。08年金融危机后黄金价格在巨量流动性的背景下迅速上升，上涨幅度远超1978年经济危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