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yekist

来源：秦朔的朋友圈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1977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就达到了7743美元（若以现价美元计算，这个数值为2129美元）。也就是说，以2010年作为价格基期来衡量，当时的阿根廷已经算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与2018年中国的水平相当（同样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只有7329美元，仅有1977年阿根廷的94.6%）。

令人沮丧的是，40年过去之后，201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仅仅达到10040美元（现价为11652美元），41年间年复合增速仅有0.63%。绝对的龟速！

虽然阿根廷的GDP总量增长还相对快一些，从1977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4467亿美元（这里的口径同样是2010年不变美元价；若以现价美元衡量，阿根廷的GDP总量从1977年的567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5184亿美元），但由于总人口还在不断增长，摊薄了人均GDP（阿根廷总人口从1977年的2626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4449万人）。

从人均GDP增速的图表可以窥见到阿根廷人均GDP的高波动性。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基本上围绕着零轴呈锯齿形波动，1961至2018年的57年间，共有22年录得GDP负增长。

1977年，阿根廷人均GDP为7743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用这个指标，是为了在讨论中剔除通胀和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让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数据更可比），此后竟一路下滑，到1990年降到了6245美元。

1991至1998年之间，人均GDP增速有所恢复，到1998年人均GDP达到了8772美元的新高点。但随后再度下滑，到2002年跌至6854美元的低水平。2003年之后，实现了较长期的增长（负增长的年份减少），2018年才勉强攀上了10040美元的水平。

再往前追溯，1910年时阿根廷人均实际GDP仅次于美国与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排名靠前的经济强国。

一个世纪过去了，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下滑，经济停滞不前。它是一个完全的另类，从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衰落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长时间的发展迟缓甚至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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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迷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名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其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而不能维持稳定增长、就业困难、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动荡等等。

高中低收入国家组别的划分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可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组别。

2018年的组别划分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至38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96至120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05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2018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8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为81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或地区为56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或地区为47个，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为34个。

目前高收入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实施市场经济，没有一家实行指令经济。

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是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如菲律宾1960年人均GDP就有1059美元（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但到了2018年仍只有3021美元，所以还不得不依赖输出菲佣劳务来赚取外汇。

更多的情况是，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53美元，到2017年达到11720美元，但离高收入国家仍有一步之遥。墨西哥亦然，1960年人均GDP就高达3907美元，到了2018年仍仅仅徘徊在10385美元的水平。

至于阿根廷则在1960年时人均GDP就高达5642美元，2018年却还维持在10040美元的水平。

这些发展不够理想的国家拥有的共性就是，经过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发展，几经反复，却始终未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在学界尚有争论。

一方面，“陷阱”一词就存在用语不恰当的嫌疑，因为容易让人联想到人为设障或阴谋论，一个经济体怎么会被人为地设下陷阱呢（其一、是否有国家或个人恶意的阻碍其他经济体的正常发展，存疑；其二、堕入陷阱的经济体怎么会举国没有能力识别并解除其他国家的恶意陷害）？这完全不符合当下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和平环境。

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缺乏客观的标准，更类似于一种现象描述，而现象背后的成因各有不同，难以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或模型中予以解释。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解释不一，大致有这么几种见解：

• 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动；

• 经济多元化处于较低水平；

• 低效甚或无效的金融市场；

• 缺乏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 创新处于较低水平；

• 制度质量薄弱；

• 无效或低效的劳动力和要素市场等等。

为什么会有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绩效截然不同？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哈耶克对这个宏大的命题提供了极其深刻的洞见，他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政府的责任主要限定在维持法治，保护私人产权和社会良序，那么“自发社会秩序”就会自然导向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或许，答案就在于“中等收入国家是否能建立一个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的社会与经济关系（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只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个人的自由与安全）”。 

制度学派的诺思则提供了更具体的见解：美国因联邦制、政治制衡以及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性制度结构，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长期契约行为，最终导致了经济的长期繁荣。反观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却保持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时期所继承来的集权和官僚传统，“既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护政治与公民自由”（North，2005）。这在内涵上与哈耶克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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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简况

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

1880年，中国还处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阿根廷人却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启了大发展的黄金年代。

这一年，阿根廷从西班牙殖民帝国当中脱离，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史称“八〇代”领导人掌握执政的权力，这是一批受过自由思想熏陶的学者型政治家，他们积极融入当时的历史潮流（当时流行的思潮是天赋人权、保护私产和自由贸易），选择了宪政、自由经济和贸易。

从1880年上任的胡利奥·罗卡开始，连续十届联邦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实施经济自由政策，包括仿照美国宪法制定宪法，实行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大批欧洲移民受此吸引，涌入阿根廷。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由此不断重塑。从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长超过6%；从1870年到1910年，人口总数翻了五番；铁路里程从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小麦年出口从10万吨增至250万吨，牛肉年出口从2.5万吨增至36.5万吨（因海上冷冻船的应用促进）。阿根廷因之成为世界粮食和肉类的最终重要生产和出口国之一，被称为“世界粮仓和肉库”。

到了1910年，阿根廷人均实际GDP仅次于美国与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排名靠前的经济强国。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这座城市从冷冷清清的殖民地边远居民点演变为一座欧洲风格的现代首都，被誉为“南美洲的巴黎”。

产业政策与经济自发秩序的冲突

阿根廷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其国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东濒大西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将近2倍，海产品、森林、淡水等自然资源也都无比丰富。

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约70多万平方公里）的潘帕斯草原简直就是农牧业发展的天堂。阿根廷人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借此夸张地形容该平原的异常肥沃。因此，农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

1916年，激进党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当选总统，他的经济政策不甘于阿根廷农牧业的贸易格局，主张激进的工业自主化，把阿根廷带上了民粹主义道路。然而，政府一厢情愿的工业化政策并没有奏效，阿根廷农牧业寡头精英们拒绝了工业化的心智和行动。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既然安安稳稳地从事农场（农场被誉为“黄金奶牛”）就能获得高额回报，何必拿自己的地位和生计到风险更高的工业化世界里冒险呢？ 正如今天期望沙特、卡塔尔发展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注定收效甚微一样，所以民族自主的工业化战略没有获得成功。

相反，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产业政策却挑起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工业化政策获得了社会底层公众的拥护，而掌握资本的社会精英却由于不肯付出行动而遭到民众的怨恨。社会裂痕开始出现，并一发不可收拾。

同期，一战后世界范围的萧条催生了阿根廷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1920年，伊里戈延违宪动用军队来对抗罢工，公开地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信力。至此，1880年建起的政治与经济的互信和谐大厦开始崩塌，社会良序走向败坏。

1930年9月，J.F.乌里武鲁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阿根廷由此形成军人政权和文人政府交替上台的不稳定政治局面。民主政体天生具有某种脆弱性，选举一旦被操纵（军人干预下，违宪选举经常发生），社会良序就马上土崩瓦解。

废除金本位之后的民粹主义时代

1929年的大萧条期间，世界主要国家（除美国外）纷纷废除金本位，实施信用货币本位，阿根廷也跟随废除了金本位。但由于政治上的极度不稳定，货币成为各方势力角逐和滥用的工具，恶性通货膨胀开始与阿根廷如影随形。

直至近日，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仍未能构建起独立且有纪律的货币政策体系，以致于通货膨胀始终是阿根廷经济的大敌，制造混乱却又挥之不去。

| 注：在世界银行有数据的年份中，以GDP平减指数（这是一个比CPI更和缓的指标）记录的通货膨胀率如上图，1989年居然出现了高到3046%的通货膨胀。用通俗的语言讲，这一年货币购买力贬值了6倍以上，与今日的委内瑞拉和昨日的津巴布韦完全是异曲同工。不同在于，国家和社会没有完全由此崩溃，这与其政体具有更大吸收动荡的能力有关。

也正是从1930年代起，为了在政治上讨好选民，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开始长盛不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政策被束之高阁。

1944年初，以胡安·贝隆为首的“上校集团”取代“联合军官团”，掌控阿根廷政权。贝隆在其第二任夫人伊娃（著名的贝隆夫人，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纪念的女人）协助下，提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主张。

贝隆执行的经济政策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药方非常类似：

• 利用议会多数推动制定了1949年宪法，宣布一切自然资源归于国家所有，成立阿根廷全国国营工业局和贸易促进会，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期实现维护“政治主权”的目标。

• 发表《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将国内的英资铁路公司和美国资本控制的阿根廷电话公司等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并先后实施两个五年计划来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的依赖，以期实现“经济独立”。

• 将各全国性工会组织合并纳入全国总工会，并通过《劳工权利法案》，大力推行“扩大就业、提高工资、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实行消费品价格补贴”等社会再分配政策，以期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

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和延长假期等等强制措施很容易讨好选民中的大多数人，拒绝外国企业参与经济发展的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迎合大多数国民的爱国情绪，但对经济发展却绝无好处：

• 私人企业因劳工福利支出的大幅增加而变得缺乏竞争力（企业家缺乏投资的意愿）；

• 国有企业则效率低效而必须依赖政府巨额显性补贴或隐性补贴才能维持生存；

• 贸易与投资壁垒则将阿根廷隔绝于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之外，这些政策最终后果就是砍断了阿根廷经济腾飞的翅膀。

面对经济不振，贝隆政府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兑现劳工福利，贝隆政府不得不通过印钞来满足即期支出的需要，滥发货币又成了一个自然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贝隆政府的倒台。1955年9月，右翼军人E.洛纳迪发动政变接管政权。

经济长期动荡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作需要若干条件，如果不能得到满足，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本无法实现霍布斯所期待的社会良序。

阿根廷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制度性缺陷的国家。自由市场主义与民粹主义不断交锋，但民粹主义始终占了上风。因此利益集团非常容易“俘获”货币与财政政策工具，操纵民意和选举。同时，失控的选民和无良的政客水乳交融，共同铸成国家的失败。

为了讨好公众，交替上台的军政府或是民选政府始终无法摆脱高关税和高福利的“贝隆式经济政策”。短视的公众也无法拒绝“更好的分配”的福利政策的诱惑，一次次为不可持续的“社会公平”的梦想所鼓噪，用手中的选票为之站台。

简言之，阿根廷的民粹主义沸腾的结果就是对内拒绝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对外拒绝自由贸易和全球一体化。

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尽管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依然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大致相同，但长期的经济动荡和停滞让其与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高关税封闭了国内市场，使得阿根廷始终隔绝在技术不断进步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无法享受全球分工带来的种种好处。阿根廷的工商业落后也自然成为常态。阿根廷贸易份额（进出口总额/GDP）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80%以上下降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20%以下，并且自此以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上（Berlinski，2003）。即使在1990年代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这一比例也没有提升。而高福利则导致了政府的高负债，财政不可持续的时候，毫无独立性和纪律的货币政策成为兑现福利的不二法门，这又无可避免地带来恶性通胀。

1950年代开始直到今日，阿根廷基本在民粹主义败坏经济发展、自由主义修复经济增长、民粹主义再抬头这样的循环中轮回。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把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之后，继任的执政者不得不引入若干自由市场的改革来修正经济增长的约束激励机制。但经济发展稍有起色，又步入正轨的征兆之时，民粹主义又会出现有力地反扑，再次使得经济政策的钟摆转向左倾的民粹主义。

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频发

2014年7月30日，阿根廷未能按时支付主权债务利息，引发债务危机。一时间该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出现大幅动荡，股指和债券价格暴跌，金融市场、实体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这已经不是阿根廷国债的第一次违约。2000年时阿根廷就因外债规模过巨而发生国债违约。当时的外债总额达146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4.7倍，须还本付息的金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38%。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阿根廷政府难以借新还旧，被迫于2001年的11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

阿根廷比索由此大幅贬值，最高时达75%，阿根廷通货膨胀迅速上扬，比索贬值后累积通胀率最高达8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大幅上涨至25%，2002年经济负增长10.9%。

2004年底阿根廷政府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以仅相当于存量债务25～35%的面值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债权人被迫大规模减记债务，相当于对阿根廷实施了债务减免）。更早之前，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政府就发生过主权债务危机。

在国际上，像阿根廷这样反复跌倒在同一地方的案例并不多见。这似乎说明阿根廷社会严重缺乏反思和进化的能力，以致于其始终无法走出经济失败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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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世纪”与“垮掉的国家”

失去的世纪与垮掉的国家

如果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沿用此逻辑，那么说阿根廷在经济发展上失去一个世纪也不为过。

从19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大致在1913年以后），阿根廷就经常性地陷入“发展——倒退——再发展”这样进三退二的局面。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以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一个世纪以来，阿根廷的增长实在有限。从国家GDP的总量来看，则从世界前列严重掉队。

学者们甚至在讨论阿根廷是否已成为一个“垮掉的国家”（Failedstate）。“垮掉的国家”的含义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如不能有效地征税，不能维系社会秩序，等等。新世纪以来，国际上一些学者把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苏丹和刚果等国家视为“垮掉的国家”。拿一个人均GDP仍有近万美元的国家来说，阿根廷成为这样话题的主角，实在是令人感到吊诡。

种祸根源

民族独立的早期，阿根廷政治寡头集团通过舞弊和暗箱操作垄断执政权利，但社会其他阶层缺乏有力的宪政工具或手段（或是缺乏即时反击的勇气和行动）予以惩戒和制衡，结果导致政治基本制度缺乏公信力，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和尊重，这损失阿根廷代议制政体脆弱性的根源，造成了日后的政治不稳定。

贝隆执政之后，这种状况严重恶化。政府在不同时期都沦为特定集团的“俘虏”，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更多地体现掌权利益集团的即期利益，而不是构筑高质量的制度体系（比如改进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各阶层醉心于利用政治机制来瓜分利益，而非做大蛋糕（社会陷入财富再分配有限，而财富创造受抑制的模式）。

某一社会集团掌握政权后，马上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挤压甚至剥夺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这又必然导致受损的社会集团予以政治动员和反击。但没有哪个社会集团可以完全控盘，因此这种竞争永不停息，政治由此动荡不定。

政治无稳定，政策自然无定力。阿根廷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就如“钟摆”一样摇摆不定：自由市场主义和民粹主义频繁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劳工大众倾向于民粹主义，指望政府实施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超过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的高福利政策以实现自己收入的“跨越式”增长（在福利上追赶高收入国家）。而这种再分配的倾斜政策遭到工商农业主的反对和抵制，掌握资本的社会精英主张自由市场秩序，强调经济秩序、财政与货币纪律、信心、民众的必要牺牲。这一样遭到劳工大众的抵制。

可悲的是，利益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集团缺乏协商和对话的机制，难以达成妥协性、长期可执行的共识。劳工大众掌握选票把支持其利益诉求的政客送上执政的宝座，这使得民粹主义横行。而这些政策在对经济构成的破坏性足够大的时候，精英派又往往借助社会舆论和军队的力量来夺回执政权（这些手段又是非宪政的，无法让人信服，使得博弈始终在低水平和低质量中进行）。

新上台军人或政治家获得权力后，迫于政权动摇甚至更迭的压力也会倾向于实施超过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以求扩大和巩固政治支持，最终使得民粹主义满血复活。放弃长期契约执行、否认已有债务、从铸造新货币中谋利等的政治行为大行其道。

如此反复的的结果就是军政府与文官政府的不断更替，政治处于高度不稳定之中。只有民粹主义是最后的赢家，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民粹主义索要的“高福利”和弱化自由竞争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财政收支失衡，进而引发恶性通胀（货币政策不独立，这是政治制度失败的另一个结果），最终将国家导向经济停滞或危机。说白了，阿根廷只是“形式上”实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而实际上却既不民主，也不市场化。

政局动荡还使公众和外商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很容易造成经济行为短期化，进而恶化营商环境和财富创造环境，腐蚀和败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

悲观的批评者甚至认为，阿根廷是政治、经济与文化都全面败落的国家。

阿根廷的启发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很容易造成两极分化。分处两极的社会阶层如果通过不同国家政治机制（政治的最大效用就是用来沟通利益，形成共识，这一点民主与威权并没有必然的高下，而政治之外的法治则更显重要，其既要确保对政治结果的执行，又要坚守社会的底线来裁决利益纷争）实现对话与妥协的话，就会很容易落入“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构建可信赖并长期执行的游戏规则。最终形成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即财富创造行为不受鼓励，而财富再分配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目标和作业方式。

另外，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市场化并非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市场经济仅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发展经济最不坏的方式而已，而其最大的挑战在于优胜劣汰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可是，要解决这种不平等，不能靠简单的财富再分配，或是向公众提供全方位的“高福利”，而是要在充分保护市场经济的纪律约束（奖优罚劣）和利益导向激励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由政府实施有限而必要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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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思

“究竟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呢？自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问这一个问题。然而，二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奥秘。”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在《经济增长的奥秘》的开篇中如此写到，他并不相信人们已经对此拥有了确定的答案。

所幸的是，除了阿根廷这些失败的案例之外，1960年以来，从中等收入起步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已经有：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波多黎各（美国海外领土）、韩国和以色列等等国家或地区。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共性在于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拥有稳定的政治局面、高效的社会治理机制（缓释社会矛盾并柔性践行社会一致认可的价值观，并维持社会良序）以及透明的法治（确保社会底线的公平与正义）。还有就是私人产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包括阿根廷，从人类历史演化出来的最深刻的乐观主义也让我们有理由确信，其必将经历时间的进化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是，阿根廷既往的表现很值得我们警惕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