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廣發策略戴康，作者：鄭愷 戴康

報吿摘要

●“國產化”進程再提速。“國產化”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政策與技術變革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國家戰略、技術積累、製造實力、消費理念共同帶來了“國產化”進程再提速。“國產化”本質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品質升級，實現“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市佔率，這一方面會體現在行業及產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品地位、另一方面也會體現為中國與海外優勢龍頭公司的差距，對應着投資上的新線索。

●為何中國製造的“國產化”是必經之路？首先，內在根源是產業發展瓶頸及政策思路轉向，21年政策兼顧“效率”和“公平”，引導社會資源與金融資源流向高質量發展的領域，“鍛長補短”的製造業“國產化”仍是顯著受益方向；其次，發展條件是技術儲備成熟及產業政策牽引，我國自主研發成果和技術儲備將成為國產化重要支撐，核心技術突破將驅動國產化進程；最後，內外催化是逆全球化變局及新冠疫情挑戰。

●如何評估中國製造領域的“國產化”程度？通過2個維度、5個指標作出衡量——從商品競爭力的角度，有三個核心指標：①全球市佔率及②出口競爭力，反映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小，③海外附加值，體現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從企業競爭力的角度，有兩個核心指標：①中外龍頭公司的營收對比，衡量了對全球蛋糕的切分，而②中外龍頭公司的盈利能力對比，衡量了競爭能力方面的抗衡。

5個指標能夠對製造業“國產化”程度作出三個層次的劃分：第一，國產化程度較高、具備國際競爭優勢（通信、家電、電氣設備、通用機械）；第二，2010-2021年邊際變化顯示國產化進程較快（機械機牀、汽車零部件）；第三，國產化程度仍然較低，從戰略和技術層面尋求突破（航空航天、高端電子器件、高端醫療器械等）。

●從驅動力展望未來的“國產化”趨勢。1. 需求驅動：人口結構的變化、需求層級的躍遷、對國產品牌認可度的提升，決定了需求驅動的“國產化”方向，主要沿着To-C（智能家電）、To-B（工業機器人）、To-G（國產化軟件）三個方向展開；2. 技術驅動：以技術儲備為核心條件，以產業升級為主攻方向，核心技術突破打開“國產化”空間，部分產業鏈環節具備國際領先優勢（光伏、新能源車、5G）；3. 戰略驅動：是卡脖子下自主可控的主要攻堅方向，以“國產化”構築對外防禦能力成為當前戰略核心命題，主要包括“科技安全”與“國防安全”兩個方面（半導體、航空航天裝備）。

●核心假設風險。疫情控制反覆，全球及中國經濟恢復不及預期，流動性環境收緊。國產化趨勢會受到國際貿易形勢不確定、“卡脖子”等局勢的變化、自身產業政策變動等因素的影響。

1

中國製造“國產化”進行時

                                                                   

無論是當下消費領域的“國潮”，還是製造領域的“中國製造”，都印證了中國“國產化”趨勢正蔚然成風。

 “國產化”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政策與技術變革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國家戰略、技術積累、製造實力、消費理念共同帶來了“國產化”進程再提速。隨着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湧現，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全球經濟風險；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深化國際大變局，產業分工格局不斷重塑、數字經濟韌性逐漸凸顯，“三高一低”的模式逐漸強化。在此背景下，“國產化”趨勢將是中國製造突圍困局、尋找新突破的重要落腳點。

“國產化”的本質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品質升級，實現“中國製造”品類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市佔率，這一方面會體現在行業及產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品地位、另一方面也會體現為中國與海外優勢龍頭公司的差距，對應着投資上的新線索。

  “國產化”帶動的製造升級已經成為新時代強國之夢的重要的一環，未來將進入到實質性的加速階段。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絕對地位與相對變化都佔據着優勢，自2010年起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製造業佔國內增加值的比重也自2013年以來持續超過中日等發達國家。在此背景下，中國製造業有望向更高的技術層級和品質升級躍遷，面對“卡脖子”領域在重要產業鏈環節逐步實現“國產化”，實現從量到質的突破，鍛長補短實現製造業供應鏈的穩定性。

本篇報吿主要立足於“中國製造”的國產化背景，試圖立足並思考以下幾個核心問題：1. 為何中國製造“國產化”是必經之路？2. 如何評估製造業各領域的國產化程度？3. 如何前瞻未來各製造行業的國產化趨勢？

2

為何中國製造的“國產化”是必經之路？

“國產化”趨勢的內在根源，是中國產業發展的瓶頸及政策思路的轉向；發展條件，是技術儲備的成熟和產業政策的傾斜；內外催化，是逆全球化與新冠疫情帶來的供應鏈衝擊。

（一）內在根源：產業發展瓶頸及政策思路轉向

中國經濟從“增量模式”到“存量模式”的切換與換擋，帶來了高速增長時期隱性化的或支撐高速增長的部分矛盾逐漸凸顯，中國迫切需要尋找產業轉型方向與新的高質量增長模式——1. 房地產下台階；2. 環境開發與保護，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核心城市綜合承載力；3. 資源型工業產能依然過剩，缺乏總需求的全新增長點。

高質量發展主線下，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以供給側（而非需求側）主導，供給側更加註重“調結構”，這一思路在2021年進一步清晰。我們在19.7.18《分層時代，進化新生》中總結了金融供給側改革的四大主旨（調結構/促開放/降成本/防風險）。即便在20年的新冠疫情衝擊下，決策層依然保持定力避免需求端刺激，堅持防範地方債務風險、房住不炒。21年以來受益於供給側改革的相關板塊集中在：供給創造需求的科技補短板（新能源車/半導體/光伏等）、碳中和“供需缺口”擴張的漲價順週期（鋼鐵/煤炭/有色/玻璃等）；而需求驅動的相關板塊表現均不佳：大盤價值的典型代表（大金融等）以及傳統消費板塊。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政策兼顧“效率”和“公平”，引導社會資源與金融資源流向高質量發展的領域，“鍛長補短”的製造業仍是顯著受益方向。無論是20年Q4房地產“三條紅線”、科技互聯網平台反壟斷，還是21年教育雙減政策等，可見政策的導向是遏制資本無序擴展和無效融資、弱化其社會負外部性，引導資本進入真正能夠改善社會民生、符合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從製造業產業結構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逐步切換，低端產能將逐步被高端產能替代，高質量發展將成主流趨勢，製造業國產化進程有望提速。

（二）發展條件：技術儲備成熟及產業政策牽引

客觀條件方面，製造業“國產化”趨勢離不開技術儲備的成熟。我國自主研發成果和技術儲備將成為國產化重要支撐，核心技術突破將驅動國產化進程。據wind數據，1996至2018年，我國以19.4%的研發支出複合增速領先於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改革開放以來的技術積累成效在逐步起到支撐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行業利潤率有望低位上行。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2017年中國PCT專利數量超越日本，2019年又以1728件的優勢超過了美國，位列世界第一，首次終結了美國長達40年的專利申請統治地位。

以2020年各行業研發支出情況來看，半導體、生物製品、計算機應用等行業的研發支出佔比較高，均是“國產化”進展提速的主要方向。各行業研發支出佔營業收入的比例衡量了行業對研發創新的需求，同時能代表行業在國產化進程中的投入。研發支出對行業國產化的推動有以下途徑：1. 提升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2. 推動獨立自主研發能力，以上途徑能夠增多國產化件，提升行業的國產化率。高端製造業憑藉其市場需求和行業特徵在研發創新方面的投入整體較高，其中半導體2020年研發支出佔比最高，計算機應用無論是從研發支出絕對規模還是佔比來看都居於高位。

此外，產業政策也為製造業“國產化”保駕護航。“十四五”時期相比“十三五”時期對高端產業進行了多元佈局。“十四五”時期將延續“十三五”繼續發展高端製造（“中國製造2025”戰略指引）、戰略新興產業（以科創板為標誌，重點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以及生物醫藥產業）、大健康（“健康中國2030”戰略指引）。同時，“十四五”時期強調四個產業維度的發展：一是更加強調自主可控，着力發展三代半導體、信創等產業；二是5G等新基建產業將肩負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三是大力發展光伏、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四是線上經濟、免税、醫療等新興產業湧現。

（三）內外催化：逆全球化變局及新冠疫情挑戰

貿易摩擦為代表的“逆全球化”趨勢，加速了中國製造業“國產化”的腳步。WTO後世界多極化的迅猛發展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力量上升：（1）“東昇西降”，亞洲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走強。（2）“南升北降”，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走勢整體上升，而老牌發達國家階層與族羣矛盾凸顯，歐盟離心力增大。（3）20年中國經濟增長2.3%，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湧現；18年中美摩擦波瀾。在缺少全球化價值紅利及可能的地緣政經風險下，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支柱力量，加強“國產化”是抵抗逆全球化趨勢的必然選擇。

此外，新冠疫情後各國從成本收益與產業分工導向，向產業鏈安全導向靠攏，區域化、割裂化趨勢強化，將加速中國在關鍵領域“自主可控”的進程。疫情引發全球產業鏈變化有兩點：1. 重視製造業，深入“再工業化”。全球供應鏈“斷鏈”風險下，歐美髮達國家戰略進一步回到製造業根基上。2. 自主可控，強調“內向化”。未來國際分工將趨向於區域化集聚或者形成國內產業梯度格局。

3

如何評估中國製造領域的“國產化”程度？

“國產化”的本質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品質升級，實現“中國製造”品類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市佔率，這一方面會體現在行業及產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品地位、另一方面也會體現為中國與海外優勢龍頭公司的差距。

第一，從商品競爭力的角度，參考全球市佔率及貿易競爭力，可以衡量“國產化”趨勢下中國相關製造業產品的替代性。主要體現在國際市場佔有率高、全球供應鏈中的海外附加值低、出口競爭力強等。其中，國際市場佔有率反映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小，海外附加值體現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出口競爭力則指示本國產業相對世界市場上供應的他國同種產業來説是否具有競爭優勢。

第二，從企業競爭力的角度，可以衡量“國產化”趨勢下中外龍頭公司的差距。部分行業龍頭公司與海外行業龍頭公司的盈利能力差距較小，甚至逐漸具備一定優勢，這體現了“國產化”的崛起過程；一些營收規模、ROE和毛利率較高的領域，將成為國產化的優勢賽道。

（一）商品競爭力：全球市場佔有率

國際市場佔有率（MS）指的是一國某類產品的出口總額佔該類產品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國產化”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國產品類商品在全球市場份額的拓展。一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小，最終將表現在該產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在自由、良好的市場條件下，中國製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佔有率，可以反映該產品“國產化”的進程。

我們選取2010年、2015年、最新2019年的三個截面數據，來對中國出口商品品類中各領域的全球市佔率做出衡量。我們對中國商品的全球市佔率大致劃分為下述四個層次——

1. “國產化”程度最高：全球高市佔率+全球高排名，屬於中國絕對優勢。

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市佔率較高（出口額佔比30%以上）、且全球份額排名靠前（第1名）的行業主要集中在家用電器、通信設備、消費電子等領域，如液晶顯示器、電話機、監視設備、無線電接收/發射裝備等，在2019年的市佔率已超過40%，且相對於2010年、2015年均有顯著的提升。

2. “國產化”程度較高：全球中等市佔率+全球高排名，屬於中國相對優勢。

數據顯示，部分行業的全球市佔率在15-30%之間，但國際排名較為靠前（全球前3），這表明該行業的市場呈充分競爭狀態且中國仍然具備一定優勢，也是中國品類“國產化”進步的象徵。

該類行業主要集中在電氣設備，機械，工業電子等領域，如蓄電池，大型建築機械，集成電路等。其中，機械板塊主要競爭對手為德、日；電子主要競爭對手主要為東亞各國（地區）；電器設備目前中國正逐漸與第二名拉開差距，沒有明顯有競爭力的對手國家。

3.“國產化”進程較快：市佔率及排名提升，顯示中國國產化的動態發展。

相較於2010年、2015年，部分行業的全球市佔率或國際排名連年提升，發展潛力較大。主要集中在部分製造業領域，如精加工機牀、汽車以及其零部件等，這類設備市佔率在2019年仍處於10%左右，但排名相較2010年已有顯著提升。其中，這些產業的主要競爭對手集中在德、日兩國且目前德國的優勢較大，顯示了中國的“國產化”動態進程，但依然存在較大的替代難度。

4. “國產化”程度較低：低市佔率且排名靠後。

主要集中在醫療、航空航天、高端電子領域，如航空器及配件、高純度硅以及各類醫療器械等，這類設備市佔率在2019年僅有1%-2%，國際排名靠後。這類產業主要由美歐主導。

（二）商品競爭力：貿易優勢指數

此外，貿易競爭優勢指數（TC指數）也是衡量全球市場下，中國“國產化”競爭力的側面印證。該指數以產業的進出口貿易差額佔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衡量本國產業相對世界市場上供應的他國同種產業來説是否具有競爭優勢，進而指示我國各產業的出口競爭力與國產化趨勢。

貿易競爭優勢指數綜合考慮了進口與出口兩個因素，具體計算方法為：TC指數=（出口額-進口額）/（出口額+進口額），是一個-1至+1的數值。如果TC>0，表示該國該產業的生產效率高於國際水平，具有貿易競爭優勢數值越大，出口競爭力優勢越大；反之，如果TC<0，則表示該國是該產業的淨進口國，該產業的生產效率低於國際水平，處於競爭劣勢。

具體來看，從貿易競爭力指數的提升幅度和絕對水平進行分析，我國商品“國產化”的程度可分成三個層次——

1. “國產化”程度最高：出口競爭力提升幅度明顯、且絕對水平已較高的優勢行業。

一類是“國產化”提速並形成主要競爭力的中高端製造業：主要集中在通用機械、橡膠、造紙等領域，如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動力機械及設備、橡膠製品等，在2019年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已超過0.4，且均相對於2010年提升50pct以上。

另一類是出口競爭力提升幅度不明顯，但絕對水平始終較高的優勢行業：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家用輕工等領域，如服裝製造、傢俱及其零件等，在2019年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均達0.85以上，但相對於2010年提升幅度均接近或小於0。

2. “國產化”進程較快：出口競爭力提升幅度較為明顯、但絕對水平仍較低的潛力行業。

主要集中在專用設備、塑料等領域，如金工機械、特種工業專用機械、專用儀器和裝置、塑料製品等，其貿易競爭力指數相對於2010年均提升40pct以上，但2019年絕對水平仍小於0。

3. “國產化”程度較低：出口競爭力提升幅度不明顯或下降、且絕對水平也不高的劣勢行業。

主要集中在醫藥生物等領域，其中醫藥品的貿易競爭力指數較10年大幅下降，且絕對水平在2019年為-0.35。

（三）商品競爭力：全球供應鏈中的國產附加值

國產/海外附加值指的是全球供應鏈環節中，中國產出商品在國內/海外生產過程中的附加值，其附加值的高低也側面反映了“國產化”品類的競爭力。我們所説的海外增加值指的是基於投入產出表對全球價值鏈生產進行分解後，行業最終產品生產中所使用的國外增加值部分。海外增加值高，往往意味着某國參與該產品全球價值鏈的程度較低或該產品的全球生產過程相對分散，因此，我們將海外增加值佔比作為衡量行業國內競爭力及國產化程度的指標之一。我們從全球投入產出表的中國商品最終產品海外增加值及國內增加值（UIBE口徑 GVC）來作為側面指徵。

具體來看，從海外附加值佔比的絕對水平和相對變化，中國製造業隱含的競爭力也大致分成了兩個層次——

1. “國產化”程度最高：低海外附加值，意味着國內產品達到國際競爭優勢

以傢俱、紡服、食品等終端消費品或低端製造業為主，此類行業中國產出商品的國外增加值佔比較低，屬於海外增值環節的低附加值商品。例如自2011年來紡織業國外增加值佔比持續下降，至2017年該佔比不足8%（美國14%、印度11%），因此紡織服裝的“國潮風”也是當前國產化的大趨勢之一。

2. “國產化”程度較低：高海外附加值，意味着國內產品仍屬於中間環節

主要集中於零部件/儀器/設備，以電子電氣設備、機械設備、運輸設備為主，中國該類商品的海外增加值佔比較高，體現了全球精尖技術的加工融合，而中國產出品的國內附加值相對較低，實現“國產化”的難度仍然較大。

舉例來看，電氣電子設備製造業是中美差距最大的行業：在14個製造業細分行業中，2017年中國該行業國內附加值佔比居於第12位（81%），而美國居於第2位（90%），但相關領域也並未停止製造升級的腳步，2007年-2017年中國該行業國內附加值佔比持續抬升，與優勢國家差距呈縮小態勢。

（四）企業競爭力：中外龍頭的營收體量對比

除了商品競爭力之外，中國目前有部分領域的龍頭公司實現了超越行業的增長，並可以和海外製造業龍頭進行抗衡和競爭，我們從企業競爭力做出對比。

我們在21.7.19發佈《新興產業中外龍頭全對比——策話新興產業系列（二）》，詳細地從盈利能力、成長性、估值等方面比較了新興製造業中外龍頭的差異。

總體來看，新興產業的中資龍頭營收較海外龍頭偏低，但相對增長迅速，中資龍頭營收/海外龍頭營收的比例自2015年以來呈明顯上升趨勢。以2015年-2020年新興產業中資龍頭營收/海外龍頭營收為衡量，一級行業中，CXO、新能源汽車和光伏的營收佔比（中資/海外）已突破15%且保持較高的擴張速度，半導體雖然營收佔比偏低但擴張顯著。二級行業中，絕大多數二級行業的中國龍頭營收/海外龍頭營收都呈趨勢性上行，其中逆變器、BMS、電站、硅片等行業中國龍頭營收已經持平或超越海外龍頭；而互聯網醫療、低值醫療耗材、中端設備、IDM和逆變器的營收佔比均擴張了2倍以上。

（五）企業競爭力：中外龍頭的盈利能力對比

與上文相似，如果對比國內行業龍頭公司與海外行業龍頭公司在ROE和毛利率上的差距，以盈利能力評估中國企業在“國產化”上的進程。

一級行業角度，中資新興產業龍頭相對海外新興產業龍頭的ROE水平在CXO、光伏、醫療器械、新能源車領域相對接近，但在其他領域仍有距離。其中，半導體、C端醫療服務、醫療信息化、創新藥的差距則相對明顯。

二級行業角度下，中國具有優勢的二級行業主要為：光伏的電站、逆變器、硅料；新能源汽車的電解液、熱管理、輕量化、電控；半導體的封裝材料；以及醫療器械中的體外診斷設備、低值醫療器械；中外持平的二級行業：新能源汽車的動力電池、正極材料、隔膜、負極材料；光伏產業中的電池、玻璃及組件，硅片；CXO中的CRO、CDMO；以及醫療器械中的高值醫療耗材；中國龍頭相對海外龍頭盈利能力尚有距離的二級行業：新能源汽車的整車、車聯網、礦產資源、BMS、電子元器件；創新藥中的小分子、大分子；醫療器械中的醫用醫療設備、家用醫療設備；半導體中的IDM、晶圓體制造材料、Fabless、Foundry、半導體設備；C端醫療服務中的輔助生殖、互聯網醫療；以及醫療信息化中的醫院IT。

從毛利率角度看，中國多數行業龍頭的毛利率依舊低於海外龍頭，且存在一定差距。一級行業角度，中資新興龍頭相對海外新興產業龍頭的毛利率水平在醫療器械，CXO,光伏領域領先或相對接近海外龍頭。而在半導體、5G、智能汽車的差距則較為明顯。二級行業中，中國具有優勢的行業主要為：半導體的封測，醫療器械的醫療耗材、醫用醫療設備，智能汽車的智能駕駛方案，光伏的多晶硅、EPC、新能源車的逆變器、變頻器等領域；差距明顯的行業主要為：半導體的IDM、Fabless，醫療器械的家用醫療設備，5G的終端設備、光模塊，光伏的蓄電池，新能源車的電池BMS、電芯、鎳半導體元件，工業互聯網的數據傳輸、工業互聯網平台。

4

從驅動力展望未來的“國產化”趨勢

由於驅動力不同，製造業“國產化”趨勢的發展程度不同，也決定了未來的成長空間與增長斜率。我們總結了以下三個主要的驅動力，相關製造行業的“國產化”前景值得期待——首先，需求驅動是最直接與內在的驅動力，這源自於人口結構、需求層級的變遷，是一種自發的驅動力量；其次，技術驅動是由生產力決定，只有主觀意願、而缺乏技術實現條件也將是寸步難行，從技術突破的角度尋找“國產化”的主要驅動方向；第三，戰略驅動是發展定位，是國家自上而下推動與引導的“國產化”，也是卡脖子下自主可控的主要攻堅方向。

（一）需求驅動：智能家居、工業機器人、國產化軟件

人口結構的變化、需求層級的躍遷、對國產品牌認可度的提升，決定了需求驅動的“國產化”方向，主要沿着To-C、To-B、To-G三個方向展開。

To-C方面，“國產化”的領軍代表是小家電、智能家居。（1）小家電：全球市佔率30%以上，且全球份額排名第一，電商渠道影響力提升背景下國產品牌線上表現更優。小熊、九陽等小家電代表企業抓住渠道變換機遇，積極投身直播帶貨等新型營銷模式擴大品牌影響力。同時國產品牌基於用户研究推出的符合國內消費者審美的高顏值產品也大獲成功，逐步引領市場潮流。（2）智能家居：國潮品牌兼具科技感和性價比，以更低門檻邁入千家萬户，中國智能家居行業保持較快增速。細分產品看，根據第三章全球市佔率的數據，家電中吸塵器的全球市佔率19年達45%，排名第一；公司層面看，以小米為代表的中國企業近年來發展迅速，全方位運用5G+Alot技術且具備較高的性價比，小米之家線下門店數與業務收入都實現高速增長。

To-B方面，“國產化”力量集中在工業互聯網、工業機器人為代表。（1）工業互聯網：當前工業互聯網仍處於發展期，據工信部《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到2025年我國要形成3到5傢俱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互聯網平台，實現百萬工業APP培育以及百萬企業上雲。（2）工業機器人： 19年中國工業機器人密度低於主要發達國家，中國工業機器人未來滲透率提升空間大，有望從汽車、3C向一般工業領域擴展，國產化率有望逐步提升。（3）機牀：機牀被稱為“工業母機”，是裝備製造業的核心生產基礎，國產化近年提速：一方面，20年國產高端數控裝備首次用於高鐵行業核心零部件的生產；另一方面，20年金屬加工機牀全年訂單總量增長了16%，且精加工機牀的全球市佔率相較2010年絕對值與國際排名連年提升，發展潛力較大。

To-G方面，“國產化軟件”應用場景逐漸拓寬。據極光大數據，鴻蒙等21年6月鴻蒙2.0系統發佈，僅僅14天內累計用户數突破1800萬，單日升級率穩健上升，用户認可度良好，華為有機會在用户基數和技術突破兩方面複製兩大巨頭的成長路徑，引領國產化軟件發展。此外，自19年5月15日華為推出分佈式數據庫GaussDB起，國產化數據庫也成長迅速。

（二）技術驅動：光伏、新能源車、5G

在中國製造轉向中國“智造”的大趨勢下，一些行業積累了大量的核心技術，為國產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些技術儲備又將疊加國內產業升級的需求，推動優勢行業走在國產化的前列。從技術儲備角度來看，我國目前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行業主要有光伏、鋰電等新能源鏈條產業，而目前與其他國家龍頭公司不分伯仲的行業主要有5G鏈條產業。

1. 新能源車：鋰電池處於“國產化”的領先地位

在整個新能源車產業鏈環節上，中國目前國產化進程較為領先的集中在鋰電池領域的正負極材料以及電解液，下游產業中的電路系統也有一定優勢，而劣勢環節則主要為鋰電池中的隔膜技術，這也是鋰電池四大核心材料中的唯一短板技術。

前文第三章提到，目前新能源車產業鏈上龍頭公司的營收規模快速提升，毛利率與海外龍頭仍存差距，國內增加值佔比逐年上升但海外增加值下降。新能源車產業鏈（尤其是動力電池的產能）已經實現全球規模效應，據wind數據，2020年，中國動力電池總產能佔全球份額約40%，排名第一。據第三章市佔率數據，電芯、電池BMS、電路系統等子行業的龍頭企業全球市佔率較高。綜合而言，國內新能源車的鋰電環節於世界目前處於領先地位，技術儲備完善。

未來展望上，傳統汽車行業從發展角度而言已逐步趨於飽和，顯示產業替代勢頭仍十分強勁。據wind數據，目前機動車保有量同比增幅（截止第二季度）僅達8.15%，相較20年年度同比增幅基本無變化，而同期新能源車保有量同比增幅則為44.6%，相較20年年度同比增幅29.13%大幅提升。同時，從傳統汽車行業數據上看，我國乘用車整車出口額佔世界出口額比例2019年僅為1%左右，與德日等傳統汽車強國差距明顯。而新能源車則可作為彎道超車的一種方式，幫助我國在汽車領域豎立競爭優勢。從目前國內產業政策上看，730政治局會議再提“支持新能源車加快發展”，相較4月政治局會議的“積極發展新能源”更加積極。綜合而言，國內穩定的產業扶持政策疊加汽車行業產生升級的需求，再輔以充足的技術儲備，三者將合力推動新能源車產業未來的替代進程。

2. 光伏：“國產化”已具備全球領先優勢

行業市佔率國際排名靠前、海外附加值佔比近年持續縮減，同時在強勁的技術優勢共振下，國產化進程較快。總體而言，中國光伏產業鏈具備全球絕對領先優勢。

在製造端，多晶硅、硅片、電池片和組件產量已連續多年超過全球總產量的一半；在產業配套方面，國產設備都已形成了成熟的配套體系，部分設備還能出口國外；在原輔材料領域，EVA膠膜、背板、銀鋁漿料、光伏玻璃等已實現國產供應。根據麥肯錫對中美各個產業競爭力對比，光伏是具備壓倒性優勢的行業。

為實現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國內有強烈的替代煤炭等高污染傳統能源行業的需求。目前我國發電的主要方式仍為火電，其佔比基本穩定在70%上下，水電受季節因素影響較大，佔比基本在10%-15%之間，核電佔比則為5%左右，貢獻度仍較低。在可替代火電的各種發電形式中，水電、核電、風電都對選址要求較高，其中水電由於涉及到水壩建設，往往需要地區層面或者國家層面的資源協調，建造難度較大；核電目前貢獻度較低，且沒有明顯的政策扶持傾向。因此，綜合項目落地難度以及國內技術儲備來看，光伏仍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最佳替代方式，未來發展前景廣闊。

3. 5G：增量技術下的“國產化”嘗試

據IPLytics，我國5G龍頭企業華為5G專利份額以15.4%位居全球第一，技術儲備不遜於國外龍頭諾基亞、愛立信等；同時國內政策鼎力支持5G建設，國內5G產業鏈龍頭企業全球營收表現強勁。7月5日，工信部聯合九部門印發《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支持5G賦能下游15個重點領域，並提出到2023年每萬人擁有5G基站數18座，按照最新人口普查數據估計，這意味着我國5G基站數量將在現有96萬座基礎上增加158萬座至254萬座。據前述中國龍頭企業數據，2010年至2020年，5G產業鏈的網絡架構、終端設備、光模塊和基站等二級行業均實現了全球營收份額增長。

目前“萬物互聯”趨勢點明瞭未來傳統工業以及家電、汽車等傳統行業走向智能化的大方向，其核心概念“物聯網”正是依託5G網絡才得以獲得實際的應用價值。因此，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上，5G技術的發展可以催生諸如“工業互聯網”、“智能家電”、“智能汽車”等概念對傳統行業的替代潮流。另一方面，從市場潛力上看，目前全球商用5G網絡數量尚不及LTE網絡的三分之一。而據GSMA報吿，5G現今的人口滲透率為7%，預計至2025年，5G網絡有望覆蓋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全球5G通信網絡基礎建設遠未飽和，尚存巨大市場。

（三）戰略驅動：攻堅“卡脖子”領域的半導體、軍工

在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提升疊加關鍵技術出口受制的背景下，以“國產化”的方式構築對外防禦能力成為當前戰略核心命題，這一概念主要包括“科技安全”與“國防安全”兩個方面。科技安全，美國“實體清單”近年來對中國擴容明顯，其中新興技術佔比較高，面對海外技術封鎖與關税施壓，“十四五”期間發展軟硬核心技術實現國產替代迫切性提升。國防安全，邊界矛盾、中美博弈、國際軍備控制形勢出現倒退環境下，國防安全是重點戰略佈局領域。

從現狀而言，目前半導體、軍工等部分領域的產品競爭力分化嚴重，“國產化”之路任重道遠，已列入國家戰略發展項目。舉例來説，根據HS商品分類，2019年我國普通半導體（<99.99%純度硅，含太陽能級硅）的全球市佔率排名世界第一，達34.2%；但在高端半導體方面（>99.99%純度硅，含電子級硅）的全球市佔率僅佔2.55%，為全球第七。而企業競爭力方面，我國在半導體設備、晶圓、IDM以及Fabless等行業的龍頭毛利率仍顯著低於國外競爭對手。而2019年中國航空航天器的全球市佔率僅1.08%，世界排名20名以外，遠低於世界領先的法國、美國等國家，“國產化”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從“國產化”進程來看，在政策的戰略性支持下，我國軍工中的航空設備、半導體中的設備和材料領域，部分國內龍頭在“國產化”道路上已有重要突破。（1）航空航天：航空發動機領域，航發動力是國內唯一的生產製造渦噴、渦扇、渦軸、渦槳、活塞全種類軍用航空發動機的企業；直升機領域，中直股份是國內航空產品製造業中少數能夠依託自主研發、引進、消化國際先進技術，實現產品國際取證和銷售的生產企業。（2）半導體：ITO靶材領域，江豐電子的超高純金屬濺射靶材產品已應用於半導體最尖端製造工藝；MCU（微控制器）領域，中穎電子是首批被中國工業及信息化部及上海市信息化辦公室認定的IC設計企業，專注於單片機(MCU)產品集成電路設計。

6

風險提示

疫情控制反覆，全球及中國經濟恢復不及預期，流動性環境收緊。國產化趨勢會受到國際貿易形勢不確定、“卡脖子”等局勢的變化、自身產業政策變動等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