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天風研究，作者：天風固收孫彬彬團隊

摘要：

談到美聯儲眼中的就業，主要指兩方面：一是美聯儲的就業目標，即實現最大水平就業（maximum level of employment）；二是指美聯儲如何評估勞動力市場狀況。

如何理解最大水平就業？

最大水平就業有着豐富的法律、經濟學內涵。其重要性不僅在於為每個人提供一份工作，而且而且減貧、不平等，減少歧視和犯罪，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都有重要意義。基於其經濟學含義，一般國內機構也稱其為充分就業，是失業率達到自然失業率水平，使得勞動力市場能夠實現長期可持續繁榮的狀態。

在貨幣政策層面，對最大水平就業的理解則必須基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在不同時期，最大水平就業的政策內涵有所差異。但是不難看出，從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倫和鮑威爾，基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最大水平就業其實有着一貫的政策內涵，指的是排除了週期性因素影響的、能夠與長期通脹目標相適應的自然失業率水平。

“新聲明”下，當前聯儲更側重於就業目標，放鬆了短期通脹對寬鬆政策的制約，最大水平就業可以理解為不會加速長期通脹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只是“新聲明”中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有所調整。

美聯儲如何評估勞動力市場？

美聯儲基於相應時期的貨幣政策框架，發展了一套基於一系列廣泛指標，且能夠與微觀調查數據相互驗證的指標體系。

“新聲明”下，決定性指標是當前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的缺口。參考鮑威爾與耶倫的一系列發言推測，就業指非農就業人數，當前美聯儲參考的最大水平就業應該是疫情前（2020年2月）的非農就業人數。但美聯儲也強調，對最大水平就業的評估必然是不準確的、且可能調整的。

此外，美聯儲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基於的一系列更廣泛的指標體系還包括傳統的失業率、結構性指標、薪酬指標與預期指標，覆蓋了包含性別、種族、收入、家庭特徵等差異性在內的新興結構性指標，並持續通過對ADP高頻數據的監測來補充官方統計數據。

在6月議息會議的發佈會上，鮑威爾稱 “相信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復甦是強勁的”，但仍呼籲市場保有耐心，希望看到更多數據。如何理解？

接近連續一個季度的非農就業數據顯示，美聯儲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就業缺口”仍處在較高水平，但更廣泛指標體系中的其餘指標均指示了勞動力市場幾乎確定性的強勁復甦。基於合理推測，上述背離可能歸因於美國當前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金政策。

鑑於美國當局已經意識到上述問題，並採取了相應措施。如果上述推測正確，那麼美聯儲最快在7月初發布的6月非農就業報吿中就能夠看到決定性指標“就業缺口”的進一步修復，屆時美聯儲可能也將有所表示。因此鮑威爾一邊表示對勞動力市場充滿信心，一邊呼籲市場保有耐心。

談到美聯儲眼中的就業，主要指兩方面：一是美聯儲的就業目標，即實現最大水平就業（maximumlevel of employment）；二是指美聯儲如何評估勞動力市場狀況。

如何理解最大水平就業？

美國聯邦政府對充分就業負有責任的觀念起源於大蕭條。

二戰結束後逐漸形成立法。二戰結束後，聯邦當局擔心數百萬的返鄉士兵將面臨大蕭條時期的失業環境，“聯邦政府對充分就業負有責任”逐漸成為了法定的表達。在1964年通過的《就業法》中，國會指示聯邦政府“為有能力、有意願和尋求工作的人提供有利的就業條件，並促進最大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

1978年成為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法定目標。1976年，隨着對就業問題擔憂的再次提升，參議員休伯特與國會議員奧古斯都共同發起了促進充分就業的立法。隨着1977年《聯邦儲備法案》的修正與1978年《充分就業和平衡增長法》（即《漢弗萊·霍金斯法案》）的通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責任最終通過立法明確為當前的促進“最大水平就業，穩定價格與合適長期利率”，美聯儲對實現價格穩定與促進最大水平就業的責任也被稱為雙重目標。

最大水平就業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具體該如何理解？

1.1. 非貨幣政策層面的內涵

在梳理最大水平就業的政策層面內涵前，有必要了解其法律、經濟學等基礎性含義。

第一，考慮法定內涵。美國國會在推動充分就業立法時，就強調了最大水平就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為每個人提供一份工作，而且對減貧、不平等，減少歧視和犯罪，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都有重要意義。

對此，1978年通過的《充分就業和平衡增長法》有明確表述[1]，“增加工作機會和充分就業將極大地消除基於性別，年齡，種族，膚色，宗教，國籍，殘障或其他不適當因素的歧視”，並且該法案要求美聯儲定期向國會報吿貨幣政策如何支持該法案的目標。

第二，考慮經濟學內涵。最大水平就業與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的含義類似，是失業率達到自然失業率水平（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的狀態，是勞動力市場長期可持續的繁榮水平。一般國內市場也稱其為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常用的英文表述容易與完全就業（full employment）相混淆，因此美聯儲將就業目標表述為最大水平就業是更為準確的，本文也傾向於使用直譯表達。

最大水平就業不意味着每個人都能找到工作。即使在最健康的經濟體中，摩擦性失業也是存在的，因為適當的摩擦性失業能夠促進勞動力與崗位的更好匹配[2]。在最大水平就業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不存在導致由週期性因素導致的疲軟，失業率水平由摩擦性失業與受貨幣政策影響很小的結構性失業決定。

第三，考慮規律性內涵。一個代表性的規律是由經濟學家、兼前總統顧問亞瑟·奧肯確定的一條經驗法則——奧肯定律。該經驗法則描述了觀察到的失業率變化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之間的關係，由於勞動力規模和生產率水平的持續增長，為了保持失業率穩定，需要實際經濟增速接近其潛在水平[3]。因此，可以將最大水平就業理解為經濟位於潛在產出附近時對應的穩定失業率水平。這也是各央行關注經濟潛在產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個代表性的規律是菲利普斯曲線。該曲線描述了失業率與通脹間存在的交替關係，即根據菲利普斯曲線，低通脹與低失業率、高通脹與高失業率通常是不能共存的[4]。失業率持續低於自然失業率可能導致經濟過熱，進而推升通脹水平。因此，也可以將最大水平就業理解為與長期通脹目標相適應的可持續的就業水平。

在2012年的演講《勞動力市場的近期發展》中，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明確了美聯儲對上述兩方面有關勞動力市場規律的持續關注。並且指出，上述兩方面規律性內涵雖然在特定歷史時期有其適應性，但在2000年後的美國勞動力市場都有所失靈，背後原因可能是全球化、老齡化等非貨幣性因素。[5]

1.2. 貨幣政策層面的內涵

最大水平就業的非貨幣政策內涵如何表現在貨幣政策層面？

首先明確，對最大水平就業的理解必須基於美聯儲法定的雙重目標。美聯儲力求平等對待價格穩定與實現最大水平就業兩個目標，這意味着，美聯儲不會因為其中一個目標已經實現，就放棄追求另一個目標，除非其中一個目標已經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偏離。

長期來看，雙重目標不存在矛盾。價格穩定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基礎，也是促進最大水平就業的前提條件，因此價格穩定的實現不會阻礙充分就業，還是充分就業的有效工具。正如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價格穩定既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目標，也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工具。[6]

但雙重目標的短期衝突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是為什麼，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簡單的泰勒規則確實可以對聯邦基金利率的實際水平變動起到具有穩定性的指導作用，美聯儲也願意通過泰勒規則向公眾更好地解釋自己的貨幣政策目標與策略。但在更多時候，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與策略並不能夠完全由簡單的規則所解釋，自由裁量權也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與策略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基於泰勒規則的預測並不總是正確的、適用的。[7]

如果雙重目標存在短期衝突，美聯儲將如何權衡？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遍歷了美聯儲公開發布的、回溯至1996年以來有關的演講，整理了從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倫、鮑威爾四任主席的相關應對。

1.2.1. 格林斯潘（1987.8-2006.1）：高通脹陰影下的最大水平就業

理解美聯儲如何在短期權衡雙重目標，還要理解“工資剛性”的概念。“工資剛性”指企業通常無力或不願消減名義工資，即使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企業也並不會明顯降低名義工資。待到經濟上行，企業也可能會發現他們不需要通過大幅提高工資來吸引工人。

格林斯潘時期，最大水平就業指的是不會加速通脹的自然失業率水平（NAIRU）。格林斯潘接任美聯儲主席時，美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高企的通脹問題，儘管前任保羅-沃爾克採取了強力的抗通脹措施，但籠罩在美國經濟上空的高通脹陰影仍未消散。當時美國經濟與勞動力市場非常強勁，企業擴張迅速，也願意提高工人薪酬，較快的薪資增長甚至是高通脹重要來源，也就使得“工資剛性”非常明顯。

結果就是，在經濟復甦時期，企業不需要大幅提高工資就能夠招募到足夠的員工。較低的薪酬增長也降低了通脹壓力，因此促進最大水平就業的目標通常能夠在通脹達到目標閾值前實現。如果通脹加速上行，説明就業市場已經足夠強勁。

需要説明的是，直到2012年美聯儲才發佈了2%的錨定製通脹目標。在此以前，格林斯潘將價格穩定目標理解為，“通脹率必須足夠低，以至於不必將其納入商業決策之中”，美聯儲一篇工作論文回溯了當時的會議紀要發現[8]，這一足夠低的通脹目標水平大致在1%到2%之間。

1.2.2. 伯南克（2006.2-2014.1）：勞動力疲軟下的最大水平就業

伯南克接任美聯儲主席時，美國經濟已經逐步走出高通脹的陰霾。但在全球化、老齡化與技術進步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下，隨着長期通脹基礎的走弱，勞動力市場也走向疲軟。

事實上，金融危機前美國勞動力市場就已經初現疲軟。只不過在經濟上行週期中，失業率整體仍然有較好表現，仍在較長時期低於NAIRU。

金融危機後，勞動力市場疲軟的負效應開始集中爆發。美國勞動力市場疲軟的典型表現，就是勞動崗位的流逝與工人就業意願的降低。正如伯南克所總結的，在經濟下行導致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的同時，產業和就業也藉機加速轉移到海外市場。待到經濟復甦時，企業已無力維持原有的市場地位，進而不願意為招聘提高薪酬，由於缺少心儀的崗位失業工人的就業意願也明顯降低，結果就是復甦期間的薪酬增速與就業復甦的明顯偏慢。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的測算，美國經濟潛在的長期自然失業率（NROU）與短期自然失業率（NROUST）首次出現了明顯偏離。並且解釋到，“（長期）自然失業率是除總需求波動以外所有來源引起的失業率。短期自然失業率包含了結構性因素，這些因素從2008年開始暫時提高了（長期）自然失業率。短期自然失業率可以用來衡量勞動力市場當前的和預期的疲軟程度。”

為了支撐疲軟的勞動力市場，美聯儲需要寬鬆貨幣政策，而就業市場恢復的緩慢，則使得通脹上行遠遠早於失業率下降，美聯儲雙重目標的短期衝突也就出現了。

儘管有一系列證據（例如勞動參與率、離職率降低與長期失業率走高）可以表明當時的美國勞動力市場非常疲軟且不存在長期通脹基礎。事後看來，這些證據也確實是伯南克實施三輪量化寬鬆的基礎。但當時的市場並不一定能夠接受上述觀點，為了提高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穩定長期通脹預期，美聯儲在2012年發佈了《中長期貨幣政策的目標與策略聲明》（簡稱“聲明”）。

在價格穩定方面，“聲明”首次明確了錨定2%的通脹目標。在促進最大水平就業方面，“聲明”的表述更為詳盡，“最大水平就業是一個廣泛的、包容性的目標，它無法被直接度量，會隨着時間變化，並且主要受影響勞動力市場結構和動態的非貨幣性因素影響。因此，無法給出一個合適的具體失業率目標。更合理的是，委員會將評估就業水平與最大水平就業的偏離程度，並且要意識到這一評估必然是不確定的、且可能會進行調整的。委員會在進行評估時會考慮一系列指標。”

不難理解，基於雙重目標，如果美國經濟不存在長期通脹基礎，那麼美聯儲還是可以放鬆短期通脹對實現最大水平就業目標的約束，將最大水平就業的內涵調整為不會加速長期通脹的自然失業率水平。

根據“聲明”，實現最大水平就業與是否加息有關。那麼對於加息之前的TAPER，美聯儲又是如何決定的？

不妨回溯四個時點：分別是2010年6月結束QE1、2011年6月結束QE2、2013年6月伯南克公開討論TAPER、以及2013年12月美聯儲正式宣佈TAPER。

2010年6月FOMC的會議紀要顯示，“第二季度經濟復甦步伐温和，4月和5月儘管失業率仍居高不下，但企業就業增長並延遲工作時間。……能源價格下跌壓低了4月和5月的總體通脹，但核心通脹小幅上漲。……勞動力參與率高於一季度，兼職比例與長期失業比例趨於平穩，首申失業金人數變化不大。”結果為，QE1結束後就業市場復甦的趨勢中斷，通脹持續表現疲軟，2010年8月美聯儲開啟QE2。

2011年6月FOMC的會議紀要顯示，“近幾個月經濟復甦步伐放緩，勞動力市場改善有所放緩。通脹指標有所回升，但長期通脹保持穩定。……首申失業金人數增加，勞動力參與率保持不變，長期失業與兼職比例繼續上升。”2011年二季度PCE接近3%，QE2的結束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受到通脹壓力影響的。

QE2結束後，通脹指標仍在持續上行，為了進一步向市場傳達穩定價格的決心，美聯儲決定從2012年實施“聲明”，並明確了錨定2%的通脹目標。在一系列措施下，四季度通脹指標才明顯回落。但於此同時，失業率依然維持在了較高水平，沒有進一步降低，短期自然失業率也在繼續上行。在通脹壓力減輕後，為了進一步推動經濟與就業復甦，2012年9月美聯儲開啟QE3。

2013年5月FOMC的會議紀要顯示，“失業率持續位於較高水平，但進一步小幅回落。……通脹相對較低，長期通脹指標保持穩定。……近期勞動力市場指標維持温和增長：職位空缺指標普遍上升，私營部門的招聘維持平衡”。由於資本反映過於劇烈，在2013年9月的FOMC會議上美聯儲延遲了TAPER，直到同年12月的FOMC才正式公佈。

2014年9月FOMC的會議紀要顯示，“近幾個月經濟活動繼續温和增長，失業率總體上略有下降，勞動力參與率與三季度基本持平，……，長期失業的比例基本持平，職位空缺與招聘計劃的指標總體上幾乎沒有變化。”

整體而言，當“聲明”的核心指標“失業率”與各方面指標共同指向了勞動力市場的確定性恢復趨勢時，作為非常規貨幣政策的QE也就接近尾聲了。

1.2.3. 耶倫（2014.2-2018.2）：貨幣政策迴歸正常化下的最大水平就業

在伯南克與格林斯潘時期，短期的高通脹多少都對美聯儲的寬鬆政策有所約束，在耶倫上台的初期（2014年三季度）也是如此。但隨着國際油價的快速下行，圍繞在美聯儲周圍的通脹壓力快速消散，美聯儲反倒需要認真對待通脹過低甚至是通縮的問題。

通縮的高昂代價不亞於通脹。耶倫在2015年9月的演講《通貨膨脹動態和貨幣政策》中指出，通脹意外下降並處於極低水平可能帶來高昂的代價，一是會削弱美聯儲應對衰退的能力，二是會增加借款人的債務負擔，導致“債務通縮”。

2015年12月，當美聯儲提高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時，長期自然失業率（NROU）與短期自然失業率（NROUST）已經基本重合，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的差距也維持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説明勞動力市場的疲軟已經基本消退。但與此同時，通脹指標——PCE與核心PCE分別只有0.35%與1.18%，距離錨定2%的目標差距也越來越大。行走在通縮邊緣的經濟，迫使美聯儲將貨幣政策的重心向提高通脹水平至2%的目標傾斜。

沒有了高通脹的約束，如何評估最大水平就業更多基於經濟學含義。耶倫在演講中曾指出，最大水平就業應該是排除了週期性因素影響的、能夠與長期價格穩定相適應的失業率水平[9]。且與“聲明”類似，耶倫強調必須基於廣泛的指標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且對最大水平就業的估計必然是不準確的、可能修改的。

基於上述內涵，耶倫在美國通脹指標低於2%的情況下，開啟了美聯儲貨幣政策向正常化的迴歸之路。但美聯儲調升貨幣政策的意圖，主要在於通過提高利率抬升通脹預期，並非有意壓制就業市場，因此是符合雙重目標框架的。

1.2.4. 鮑威爾（2018.2至今）：後疫情時期的最大水平就業

在耶倫任美聯儲主席的後期，美國勞動力市場已經重新開始走向繁榮，這也是耶倫決心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之路的關鍵因素。

在鮑威爾接任美聯儲主席至疫情前時期，勞動力市場的繁榮仍在繼續。正如鮑威爾在2020年10月的演講中提到的，“在全球疫情蔓延前，美國經濟正處在有史以來最長的連續擴張中。……勞動力市場強勁，失業率處於近50年低點。”持續下行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以及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間較大的距離也均指明瞭勞動力市場的強勁。

如果説有什麼依然使美聯儲頭疼的話，應該就是2018年起美國與中國、墨西哥這兩個最大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糾紛所引起的通脹重歸疲軟，以及市場對於美國經濟越來越悲觀的預期。美債10-2年利差在2018年下半年後一直低於0.5%，持續走弱並一度倒掛正是這一悲觀預期的表現，為應對圍繞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與下行風險，美聯儲預防性的2019年下半年連續三次降息。

2019年6月FOMC的會議紀要顯示，“勞動力市場狀況依然強勁。……但有關國際貿易緊張局勢的負面消息、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美國和外國經濟數據的疲軟，導致了投資者對經濟下行前景的擔憂。……美國與兩個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和墨西哥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使得長期美債收益率大幅下跌，隱含的通脹補償也隨着顯著下降”。

不難理解，在鮑威爾接任美聯儲初期，最大水平就業的內涵依然延續了耶倫時期。

疫情蔓延後，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強勁勢頭戛然而止，石油價格戰與一系列因素導致的通脹波動也重新給美聯儲帶上了高通脹的緊箍咒。美聯儲不得不調整貨幣政策框架，也賦予了最大水平就業新的政策內涵。

2020年8月，鮑威爾在演講《新的經濟挑戰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審查》中宣佈，將對“聲明”進行修訂，並於2021年1月起實施新的《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戰略聲明》（後稱“新聲明”），“新聲明”對價格穩定與促進最大水平就業目標的具體實現進行了修改。

在價格穩定方面，“新聲明”將2%的通脹目標從錨定製修改為平均制，在將長期通脹錨定在2%的基礎上，允許通脹指標在一段時間低於2%後，再在一段時間適當高於2%。只不過“新聲明”沒有給出“一段時間內”與“適當高於”的具體含義。

在促進最大水平就業方面，委員會對勞動力市場疲軟的評估將基於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的缺口，而不再是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的偏離。同時延續了最大水平就業會隨着時間變化、且主要受非貨幣因素影響，不對最大水平就業設定具體目標，對最大水平就業的估計需要基於廣泛的指標，且必然是不準確、可能修改的表述。

對平均通脹制的修訂比較容易理解，與伯南克時期類似，意在放鬆短期通脹波動對促進最大水平就業的約束。在美聯儲看來，疫情蔓延對美國經濟的衝擊，實質上是外生因素對健康經濟的衝擊，只要疫情衝擊最嚴重的、防疫最嚴格的時間過去，政策支持下的經濟復甦將會強勁而快速。短期通脹的大幅上行雖然難以避免，但大概率是不可持續的。而“新聲明”仍有錨定2%長期通脹的底線要求。

但由於勞動力市場的新特徵，“新聲明”以“就業缺口”取代“失業率偏離”作為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疫情衝擊下，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參與率驟然下降，由於導致美國勞動力與通脹疲軟的全球化、技術進步等因素仍舊存在，疫情對美國勞動力市場將極為嚴重，且可能是永久性的。在這一情況下，即使失業率能夠回到疫情前水平，工作崗位也會因為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而大量流失。因此根據絕對值概念的缺口進行評估，無疑比基於勞動力參與情況的失業率概念更合適。同時，使用單方向的缺口概念替代雙向的偏離概念，也突出了美聯儲對於就業問題的重視程度。

此外，“新聲明”同樣強調應該基於廣泛的指標評估勞動力市場。正如美聯儲所言，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差異，低收入、少數族裔等抵禦風險能力較低的羣體，在疫情中所受的傷害更嚴重，在經濟復甦中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如果只通過總量指標評估勞動力市場，可能會高估上述羣體的就業復甦，不利於勞動力市場的改善，還可能擴大社會不平等。而上述羣體就業狀況的持續改善，正是疫情前美國勞動力市場能夠持續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見，鮑威爾時期最大水平就業的內涵在實質上類似於伯南克時期，都是不會加速長期通脹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只是“新聲明”中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有所調整。當然，在加息以外討論最大水平就業時，仍需要基於其經濟學含義，即排除了週期性因素影響的、能夠與長期價格穩定相適應的就業水平。

不難看出，從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倫和鮑威爾，基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最大水平就業其實有着一貫的政策內涵，指的是排除了週期性因素影響的、能夠與長期通脹目標相適應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只是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宏觀經濟背景，美聯儲在權衡雙重目標時的側重與具體做法有所差異。

美聯儲如何評估勞動力市場？

我們不妨結合當前美聯儲對勞動力市場的態度回答這一問題。6月美聯儲議息會議後的發佈會上，鮑威爾指出，相信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復甦是強勁的，但也暗示並沒有看到進一步進展。鮑威爾是基於什麼進行判斷的？

1.1. 決定性指標：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的缺口

“進一步進展”是基於“新聲明”提出的，指的是“就業缺口”。“新聲明”對核心指標的要求如前所述，這裏不再贅述。具體來看，參考鮑威爾與耶倫的一系列發言推測，就業指的是非農就業人數，當前美聯儲參考的最大水平就業應該是疫情前（2020年2月）的非農就業水平，兩者的差則是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的缺口。

為何説是通常？非農就業人數的統計有不可避免地主觀性，在初期容易放寬認定，後期又容易更嚴格地收緊標準。因此在勞動力市場快速滑向衰退的時候，容易低估就業人數，高估失業率水平；在勞動力市場的復甦後段，又容易高估就業人數，低估失業水平。這也是此前耶倫、鮑威爾一度反覆強調非農就業報吿可能高估了失業恢復情況的原因。

1.2. 更廣泛指標：從失業率到更具包容性的指標

正如新框架所言，美聯儲還會基於一系列廣泛數據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

失業率是其中的核心指標，也是舊“聲明”中的決定性指標。雖然失業率存在弊端，但正如伯南克之前所説的，其目前仍是衡量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最佳單一彙總指標，有助於解釋委員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指導。

根據對失業率認定的嚴格程度遞增，美國勞工部（BLS）發佈的失業率包括U-1至U-6。相對而言，U-3失業率的判斷標準更為客觀、中性，因此也被作為官方失業率指標。

各指標與各名詞具體的含義如下：

勞動力包括已經就業和在過去4周內積極尋找工作的失業者。

失去工作是指被暫時解僱和完全失去工作的人，所以“U-2失業率與U-1失業率”的差可以表示失業中臨時失業的情況。一些企業會在需求不佳時暫時解僱工人，當情況好轉時再召回他們，其中有些會變成永久解僱。

挫敗工人是指由於勞動力市場的原因而停止尋找工作的人。

邊際依附工人指目前既沒有工作、也沒有在找工作，但是聲稱需要並可以工作、且在過去12個月內找過工作的人。

經濟原因兼職工作的勞動力指那些想要並且可以全職工作、但不得不兼職工作的勞動力。

而正如耶倫所提到的，在勞動力市場疲軟的情況下，勞工部容易嚴格執行認定標準，因此更寬鬆的認定標準，反而更有利於制定針對性的支持政策。當然，這可能也與耶倫本身更為鴿派的立場有關。但這可以解釋，為何耶倫與鮑威爾此前反覆強調，美國勞動力市場偏軟情況被嚴重低估了，因為真實失業率（U-6失業率）要遠高於官方水平（U-3失業率）。

失業率之外，美聯儲在評估勞動力市場時還會考慮一系列廣泛的指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構成勞動力市場狀況指數（LMCI）的數據集。

耶倫在2015年9月的演講《勞動力市場動態與貨幣政策》中指出，“總結大量指標中包含信息的一種便捷方法是使用所謂的因子模型。按照這種方法，美聯儲工作人員根據19個勞動力市場指標制定了勞動力市場狀況指數（LMCI），……這一指標支持了以下結論：勞動力市場在過去一年中已顯著改善，但同時也表明這段時期失業率的下降在某種程度上誇大了整體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改善。”

勞動力市場狀況指數（LMCI）曾一度較好地反映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週期性變化情況，但由於近年來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特徵，其對勞動力市場是否疲軟的指示性大大降低，並且未能“在勞工市場狀況及薪資增速的聯繫上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美聯儲自2017年8月3日起停止發佈該指數。

不過，這一指數包含的數據集仍廣泛應用於美聯儲對勞動力市場的評估中，且在美聯儲停止發佈LMCI以後，堪薩斯聯儲仍然發佈基於自定義程序生成的LMCI，並且將數據集包含的指標從19個擴展到了24個。

堪薩斯聯儲LMCI數據集包含的24個指標列示如下：包括失業率、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人口率與私人部門非農就業人數在內的總量指標，包括衡量長期失業情況、僱傭率、職位空缺情況、兼職情況、主動離職情況在內的結構性指標，還包括每週勞動時間、起薪與平均薪酬在內的薪酬指標，也包括藍籌失業率預測、密歇根與FOMC對就業市場的預測等預期性指標，基本涵蓋了通常對勞動力市場考察的各個方面。

如果説堪薩斯LMCI的構成指標還有什麼比較明顯的遺漏的話，應該就是表示勞動力市場的性別結構性指標（例如女性勞動參與率等）、種族結構性指標（例如非洲裔、亞裔與拉丁裔失業率等）、收入機構性指標（低收入家庭失業率）等結構性指標。

一方面原因是，隨着研究水平的提升與科技實力的發展，美聯儲對勞動力市場的評估在進步，評價體系也會更細緻、更完善；另一方面，也如鮑威爾此前在演講中提到的，正是這些指標所表現的積極變化，才成就了疫情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強勁表現。

1.3. 大數據指標：從低頻宏觀到高頻微觀指標

近年來，高頻數據監測在美聯儲評價勞動力市場的指標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而美聯儲所依仗的高頻數據主要就是ADP微觀調查數據。

2019年8月，鮑威爾在題為《經濟發展中基於數據的貨幣政策》的演講中提到，“幾年前，我們開始與薪資處理公司ADP合作，從它們的數據集中構建薪資就業的衡量標準，該數據集覆蓋了全國約20%的私人勞動力，……，以補充官方統計數據。”

2021年2月，美聯儲發佈的《貨幣政策報吿》也提出，“疫情對經濟前所未有的衝擊，使得傳統統計數據不足以及時監控經濟活動。結果，全球決策者都轉向了非傳統的活動指標，既包括私營部門的大數據指標，也包括官方機構新開發的指標。

並且美聯儲在《貨幣政策報吿》中還明確指出，相比勞工局發佈的宏觀指標，基於微觀數據的高頻指標反映更靈敏，對宏觀指標有較好的指示性與提前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有着更高的準確性。

綜上所述，當前美聯儲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是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但美聯儲還建立了更廣泛的指標體系來評估勞動力市場，這一指標體系涵蓋傳統的失業率、結構性指標、薪酬指標與預期指標，還覆蓋了包含性別、種族、收入、家庭特徵等差異性在內的新興結構性指標，並持續通過對高頻數據的監測來補充官方統計數據。基於指標體系，美聯儲能夠更靈活、準確、且更具前瞻性地評估勞動力市場。

在6月議息會議的發佈會上，鮑威爾稱 “相信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復甦是強勁的”，但仍呼籲市場保有耐心，希望看到更多數據。如何理解？

因為接近連續一個季度的非農就業數據顯示，美聯儲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就業缺口”仍處在較高水平，但美聯儲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更廣泛指標體系的其餘指標均指示了勞動力市場幾乎確定性的強勁復甦態勢。

一方面，無論是基於非農就業數據還是ADP就業數據，美國當前的就業缺口仍有接近800萬人，已經連續三個月低於預期。但兩者所指示的就業缺口數已經較為一致，説明非農就業數據並沒有明顯的低估或高估當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實際就業情況。

但另一方面，根據美聯儲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更廣泛指標體系，今年3月以來，指標體系中的幾乎所有指標都表現出了持續明顯的改善趨勢，部分指標，如退出率與平均時薪的表現甚至好於疫情前。如前所述，如果非農就業數據並沒有明顯的低估或高估真實的就業情況，那麼上述指標的表現，均共同指示了勞動力市場幾乎確定性的強勁復甦態勢。

基於合理推測，決定性指標與更廣泛指標體系的明顯背離，可能就要歸因於美國當前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金政策。

美國當局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超過半數州也已經收緊了失業救濟金的審批發放，5月非農新增數據的增長有一部分已經可以歸因於此。但正如鮑威爾所言，失業者重回崗位需要時間，如果上述推測正確，那麼美聯儲最快在7月發佈的6月非農就業報吿中就能夠看到決定性指標“就業缺口”的快速修復，屆時美聯儲可能也將會有所表示。因此鮑威爾一邊表示對勞動力市場充滿信心，一邊呼籲市場保有耐心。

小結

談到美聯儲眼中的就業，主要指兩方面：一是美聯儲的就業目標，即實現最大水平就業（maximumlevel of employment）；二是指美聯儲如何評估勞動力市場狀況。

如何理解最大水平就業？

美國聯邦政府對最大水平就業負有責任的觀念起源於大蕭條。二戰結束後逐漸形成立法，並於1978年成為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法定目標之一。

在貨幣政策以外，最大水平就業有着豐富的法律、經濟學內涵。其重要性不僅在於為每個人提供一份工作，而且而且減貧、不平等，減少歧視和犯罪，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都有重要意義。基於其經濟學含義，一般國內機構也稱其為充分就業，是失業率達到自然失業率水平，使得勞動力市場能夠實現長期可持續繁榮的狀態。

但充分就業常用的英文表述容易與完全就業（full employment）相混淆，因此美聯儲將就業目標表述為最大水平就業可能更為準確，本文也傾向於使用直譯表達。

在貨幣政策層面，對最大水平就業的理解必須基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

長期來看，雙重目標下的價格穩定與實現最大水平就業目標並不矛盾，但短期衝突也是難以避免的。基於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宏觀經濟背景，美聯儲在權衡雙重目標時的側重與具體做法上的差異，也就造成了最大水平就業在貨幣政策層面內涵的轉變。

但是不難看出，從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倫和鮑威爾，基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最大水平就業其實有着一貫的政策內涵，指的是排除了週期性因素影響的、能夠與長期通脹目標相適應的自然失業率水平。

“新聲明”下，當前聯儲更側重於就業目標，放鬆了短期通脹對寬鬆政策的制約，最大水平就業的內涵具體可以理解為不會加速長期通脹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只是“新聲明”中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有所調整。

美聯儲如何評估勞動力市場？美聯儲基於相應時期的貨幣政策框架，發展了一套基於一系列廣泛指標，且能夠與微觀調查數據相互驗證的指標體系。

在“新聲明”下，決定性指標是當前就業與最大水平就業的缺口。參考鮑威爾與耶倫的一系列發言推測，就業指的是非農就業人數，當前美聯儲參考的最大水平就業應該是疫情前（2020年2月）的非農就業水平。但美聯儲也強調，對最大水平就業的評估必然是不準確的、且可能調整的。

此外，美聯儲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基於的一系列更廣泛的指標體系還包括傳統的失業率、結構性指標、薪酬指標與預期指標，覆蓋了包含性別、種族、收入、家庭特徵等差異性在內的新興結構性指標，並持續通過對ADP高頻數據的監測來補充官方統計數據。

在6月議息會議的發佈會上，鮑威爾稱 “相信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復甦是強勁的”，但仍呼籲市場保有耐心，希望看到更多數據。如何理解？

接近連續一個季度的非農就業數據顯示，美聯儲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決定性指標“就業缺口”仍處在較高水平，但美聯儲綜合評估勞動力市場的更廣泛指標體系的其餘指標均指示了勞動力市場幾乎確定性的強勁復甦。

基於合理推測，決定性指標與更廣泛指標體系的明顯背離，可能要歸因於美國當前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金政策。鑑於美國當局已經意識到上述問題，並採取了相應措施。如果上述推測正確，那麼美聯儲最快在6月（大概率在三季度）就能夠看到決定性指標“就業缺口”的快速修復，屆時美聯儲可能也將會有所表示。因此鮑威爾一邊表示對勞動力市場充滿信心，一邊呼籲市場保有耐心。

風險提示

美國經濟與就業惡化或復甦超預期，美國貨幣政策傳導不暢，美國疫情擴散超預期，美國貨幣政策轉向超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