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瞭望智庫，作者：蘇會志

2020東京奧運會悄然落下帷幕。回顧比賽全程，儘管日本和東京民眾對奧運會的牴觸情緒，似乎悄然被“東道主式興奮”所部分取代，但“2021年的2020東京奧運”本身，就讓人感到無言的尷尬。

2021年8月3日，觀眾在日本靜岡縣觀看場地自行車比賽。

許多人將這一切歸咎於突如其來的新冠（COVID-19）肺炎疫情：正是由於疫情的肆虐，導致國際奧委會不得不在2020年先是叫停東京奧運火炬接力，繼而將奧運會本身推遲了一年。

正是由於疫情的久拖不去，東京奧運才在今年7月12日東京等地“第四次緊急事態”影響下，成為既沒有境外觀眾和遊客，也沒有本國觀眾和絕大多數“周邊”商業活動的“清零奧運”，導致幾乎所有預期票房收入和絕大多數賽地周邊商業營銷收入的一併“清零”。

令原本希望借繼1964年後再度舉辦奧運，宣示日本結束“泡沫經濟”後“停滯20年”的痛苦、重返經濟和社會發展快車道的日本內閣好夢成空。躊躇滿志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借病退隱，倉促接任的“救時首相”菅義偉勉為其難。

也正是由於疫情的“擠壓”，日本和東京民眾對奧運“搶佔交通資源”“搶佔衞生防疫資源”頗有微詞，直到奧運會正在進行時仍發出“萬一疫情出現高峯，有限的公共衞生資源到底優先保障誰？奧運村還是市民”之類的尖鋭問題。

疫情引起奧運危機？

7月8日《福布斯》雜誌上一篇題為《東京奧運危機為商界領袖所揭示的教訓》文章指出，本屆東奧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遠非僅用“疫情”二字便可矇混這麼簡單：政商精英決策者當初申辦、籌劃和組織時過於一廂情願，想的有利因素過多，卻忽略了諸多其實早有萌芽、也不斷有人提醒和預警的不利因素，結果在籌辦過程中預算一再超標，危機管控捉襟見肘。

2021年2月12日，森喜朗（中）在東京奧組委召開的會議上正式辭職。

事實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東奧組委會就被接二連三的困局所困擾，以至於當時的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因“歧視女性言論”醜聞而辭職。而大量志願者的拂袖而去，則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第一次暴發前，東京奧運會所突然面對的第一輪大型“風暴”。

國際奧委會和日本內閣、東奧組委會剛愎自用，背離公眾意見，在諸如“福島因素”、強迫參賽各國運動員在疫情形勢下籤“生死狀”等敏感問題上不斷“撞線”，令東奧在全球公眾輿論中的公信力和口碑不斷遭受考驗和衝擊。

東奧籌辦和開幕式策劃組織矛盾重重，參與各方“角鬥”激烈，開幕式團隊中骨幹成員接二連三“中箭落馬”，策劃方案一改再改，最終展現在億萬全球體育迷和電視觀眾面前的，便是7月23日那場“槽點比亮點多”、讓人一言難盡的東奧開幕式。更要命的是，“改版”的初衷“節儉”，最終似乎並未做到。

對此，前述文章用所謂“墨菲定律”，即“任何可能出錯的事最終都一定會出錯”來概括，文章作者愛德華·西格爾（Edward Segal）更引述美國著名棒球運動員尤基·貝拉（Yogi Berra）的一句名言“畫龍點睛”：危機和麻煩“直到事完才會完”（it ain‘t over ‘til it’s over）。

許多分析家指出，自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在希臘雅典主辦至今，奧運走過百餘年的漫長道路，如今雖不能説“病入膏肓”，但的確已不復昔日的吸引力。

主辦權不再搶手？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尤其是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拙劣主辦給東道主帶來了巨大危機：慕尼黑奧運會因發生以色列代表團被恐怖襲擊導致多名運動員死亡事件，引發當時西德嚴重政治和社會危機；蒙特利爾奧運會因預算嚴重超標和組織拙劣，導致蒙特利爾市為此負債20多億美元，直到2007年才還清。

當初信誓旦旦“奧運主辦賠錢就像男人生孩子一樣是不可能的事”（the Olympics can no more have a deficit than a man can have a baby）的市長德拉波（Jean Drapeau）因無人“接盤”不得不一直連任直到還清債務，償債後不久便不堪巨大的心理壓力而自殺身亡。

而1984年洛杉磯奧運“淪落”到只有一座城市申辦的地步。但隨着該屆奧運的名利雙收，奧運申辦柳暗花明，再度成為“香餑餑”。2000年“世紀奧運”主辦權，參與申辦國家和城市一度多達八座，最終走到正式申奧一關的也有五座（澳大利亞悉尼、中國北京、德國柏林、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英國曼徹斯特）之多。1993年“9·23蒙特卡洛之夜”的驚心動魄，北京申辦功虧一簣後億萬國人的悲傷，至今仍歷歷在目、猶如昨日所發生的一般。2004年奧運，申辦城市竟多達12座，創下歷史紀錄。

北京為申辦2000年奧運會在東單路口設立的一幅宣傳畫。

但隨着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尤其是2016年裏約奧運會主辦的諸多負面效應，加上沉重而長期揮之不去的財政包袱，令“申奧”再次逐漸成為一種各大城市避之不及的包袱。在投票遴選2024年夏奧會主辦城市前夕的2017年9月，竟只剩下法國巴黎和美國洛杉磯兩座候選城市，而四年後的2028年申辦城市更渺無蹤跡。最終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不得不打破常規，宛如“批發大甩賣”般將2024和2028兩屆夏奧會的主辦權分別授予僅有的兩座申辦城市巴黎和洛杉磯。

被公認“更來錢”的夏奧主辦權尚且如此，主辦成本不低但商業價值卻差了一大截的冬奧主辦權就更受冷落：2013年2月，國際奧委會早早確定了挪威奧斯陸、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烏克蘭利沃夫、瑞典斯德哥爾摩、中國北京-張家口和波蘭克拉科夫等六座申辦城市，但不到一年就先後有四座申辦城市因贊助商不積極、市民投票反對等種種原因放棄，最終走到國際奧委會全會投票表決環節的，只剩下北京-張家口和阿拉木圖兩個候選城市。

而對於2026冬奧會，一度號稱有七座城市（意大利米蘭-科爾蒂納丹佩佐、瑞典斯德哥爾摩、加拿大卡爾加里、土耳其艾斯倫、日本札幌、奧地利格拉茨、瑞士錫永）參與申辦，但最後面對投票環節的，同樣只剩下意大利和瑞典的兩座城市。

已有越來越多人擔心，此次東京奧運會在財政和非財政方面的慘淡經營、勉力支撐，會不會令原本就“人心冷淡”的申辦城市及民眾更加萌生退意，最終導致不久的將來，冬奧，甚至夏奧會出現“零申辦城市”的尷尬？

對此一些體育媒體人提出“打造專門的奧林匹克城市”建議，主張固定一個專門的主辦賽地，以減少每屆更換主辦城市所造成的重複建設浪費，但這一建議面臨着諸多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國際奧委會並非主權國家；“專門奧林匹克城市”設施建設和維護成本難以保證；這樣的“專業化城市”在奧運舉辦時間之外功能受限且浪費等等）。

沒錢是更大的問題

本屆東奧因疫情和預算控制失敗等諸多原因，很可能挖下一個多達數十億美元的虧損大坑。事實上，對奧運而言，錢從來都是個問題，而沒錢則是更大的問題。

不論“前商業時代”或商業時代，除生財有道的1984年洛杉磯奧運外，歷屆夏奧都是淨虧損的，有些因被公認創下足以抵消虧損的“非經濟效益”（如1948年倫敦奧運、1964年東京奧運和2008年北京奧運），一般被認為“辦得值得”，但更多的卻至今飽受爭議，或被主辦城市幾代市民“戳脊梁骨”。

2020年9月，學者弗比約格（Bent Flyvbjerg）、巴齊爾（Alexander Budzier）和倫恩（Daniel Lunn）聯合發佈了一篇論文，其中引述可靠數據表明，自1960年至今，歷屆奧運中有數據可查者，預算均大幅超標，其中超標最小比例為2%（2008年北京，但北京奧運預算基數較高），最大比例竟高達720%（1976年蒙特利爾），平均則為172%。

唯一實現盈利的洛杉磯奧運之所以“不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體育場館幾乎都是現成的（只新建兩座場館且其中一座還是可拆卸式的），而這一條件是建立在洛杉磯歷史上曾舉辦過奧運，且體育設施和基礎設施原本就比較完善前提下的。

絕大多數主辦城市、包括雅典和東京這種曾主辦過夏奧的城市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從而不得不砸出數百億美元的鉅款來大興土木（讓俄羅斯人叫苦連天的2014年索契冬奧預算高達創紀錄的500億美元以上，其中逾85%花在“修橋補路”上）。

2014年2月14日，一位選手在索契冬奧會鋼架雪車男子單人預賽中。

而這些遠超一座大城市常態體育休閒所需要的場館設施，日常“不長錢光長草”，年復一年的維護費用也讓人“吃不消”（悉尼2000年奧運主賽場——悉尼奧林匹克體育場每年需耗費市政預算1000萬美元維護，大部分時間閒置。而雅典2004年奧運幾乎所有賽場都被閒置甚至廢棄，其鉅額維護費用被認為是幾年後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

一度經濟高速增長的巴西，在短短几年內相繼主辦了2013年聯合會杯、2014年世界盃、2016年奧運會，以及2019年美洲盃，結果卻為此付出經濟崩潰、失業率畸高、社會不滿加劇、政局動盪等一系列代價，至今仍被視作“難以癒合的傷口”。

國際奧委會和東道主間的利益分歧，也成為奧運的一大隱憂。

統計顯示，自1984年以來，奧運會收入的四分之三來自電視轉播權收入，其次則是品牌特許贊助收入，但前者分配權一直屬於國際奧委會，後者在1984年時曾屬於東道主（這也是洛杉磯奧運能“不賠”的底氣所在），但此後也收歸國際奧委會。很大程度上這兩筆收入“旱澇保收”，不受觀眾熱情、天氣，以及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事件的影響。

如此次因疫情被推遲整整一年的東京奧運會只要如期舉辦，上述兩個資金“大頭”入項基本不會有什麼損失——而問題在於這兩個“大頭”的支配權屬於國際奧委會，而變數最多（如此次受疫情影響幾乎血本無歸）的票房、賽場周邊商業營銷等才是東道主能“插得進手”的領域。此次疫情肆虐、日本民意反覆，國際奧委會卻擺出一副“橫下一條心、一定要舉辦”的頑強姿態，甚至比東道主更積極、更“不好商量”，奧妙正在於此。未來倘若奧運主辦國的財政狀況繼續惡化，國際奧委會和東道主間圍繞僅有的“兩大肥肉”，恐怕遲早會爆發一場惡戰。不論勝負如何，都勢必動搖現代奧運的根基。

各種“借題發揮”

長期以來，國際奧委會認定“不斷膨脹的奧運規模”是“奧運成本危機”的癥結所在，為此以前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Count Jacques Rogge）為代表的一些國際奧委會官員力主“控制奧運規模”，壓縮奧運設置項目和各國參賽代表團規模。

2021年8月6日，在日本札幌舉行2020東京奧運會女子20公里競走比賽。

2002年，國際奧委會特別大會在墨西哥城舉辦，會上通過了將每屆夏奧會設置大項限定為不超過28個、小項限定為不超過301個，運動員數量設定為不超過10500人的決議，試圖藉此控制奧運“越辦越大”的趨勢，減少主辦國的成本負擔。

但近20年的嘗試表明，這種措施的效果相當有限，因為奧運主辦的“燒錢”大頭，是交通、通訊、場館、安保等開銷，而這些“死開銷”並不會因為項目多一個或少一個，運動員多兩百或少兩百而有所損益。

不僅如此，“控制項目”還導致一些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應：爭取進入奧林匹克大家庭的項目甚多，國際奧委會不得不補充劃定25個“必設項目”，這樣一來，有限的三個“非必設項目”就儼然成為“二桃殺三士”的修羅場，坐享方便的東道主則趁機上下其手，引發大量爭議。

有統計稱，自1988至2000年共5屆奧運，東道主都佔盡便宜，以至於它們在參加下一屆奧運時，金牌總數平均比“主場”低了32.8%。而高盛對1972-2008年夏奧會東道主金牌榜所作統計更表明，這些國家當東道主時贏得的獎牌數，比不當東道主時多出54%。此次東京奧運會，“東道主效應”再次引發各國運動員、代表團官員、媒體和觀眾不滿、吐槽，事實上對於奧運會，這早就是見怪不怪的事情了。

此外，體育政治化的威脅日甚一日，不僅“黑命貴”、LGBTQ等“新潮流”開始衝擊奧運賽場、領獎台，曾隨着冷戰結束被認為“一去不復返”的、政府層面的“借題發揮”，也似乎不再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至今，國際奧委會仍然恪守着《奧林匹克憲章》第50條“不允許任何奧運政治化行為”的原則，但在甚囂塵上的“上下夾攻”下，這條看似有些單薄的防線，究竟能不能“挺住”？

奧運危機並非僅僅侷限於2020-2021年的東京，也不僅僅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未來如何，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