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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趨勢無法逆轉嗎?北歐這樣力挽狂瀾!
格隆匯 06-01 13:13

本文來自:中環007

“三胎”和“躺平”是最近中國輿論場的熱詞。

5月31日的最高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放開三胎政策的消息發佈後,有網友指出,在三胎政策下,作為獨生子女的80後、90後,在養育3個孩子的同時還要贍養4位老人,並面臨延遲退休的問題。這一話題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在網絡上迅速傳播。

亦有年輕人自嘲“躺平”,面對越來越大的生活、工作壓力,選擇不戀愛、不結婚、不生育、不奮鬥的“佛系”態度。

事實上,不少國家在發展發到一定階段後,都會面臨人口出生率下降、少子化、老齡化的問題。東亞的日本、韓國和一些西歐國家都面臨此類困擾。據韓聯社14日報道,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當天發佈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況報吿》顯示,韓國總和生育率為1.1,連續兩年排名倒數第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相比1.5警戒線數值已經處於較低水平。

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是否必然會產生生育率斷崖?低生育趨勢一旦形成,是否真的“無可逆”呢?

其實,如果我們參考北歐的情況,可以發現,經濟發達之後的出生率下降也並非不可逆轉。

不過,各國情況不同,生娃這種事,你也抄不了作業,更不可能找人代勞。因此,其他國家的經驗對中國借鑑意義可能很有限,此文旨在讓大家多瞭解世界,多一個談資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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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的生育現狀

面對挑戰,不少低生育率發達國家出台了直接或間接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卻差異很大。法國、英國、丹麥、瑞典等國生育率明顯回升,希臘、意大利、韓國等國卻始終在極低生育率水平徘徊。

其中,北歐國家是生育“優等生”。

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口前景》報吿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有如下三個趨勢:

1、經歷過生育下降,最終穩定下來,重新緩慢回升。這種是“優等生”。

包括西歐的法國、英國和北歐的丹麥、瑞典、冰島等。其中,丹麥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在2006年以後升至1.8以上。

不過,受歐洲整體經濟下滑的影響,挪威、荷蘭、芬蘭等北歐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最近幾年也有明顯下降的趨勢,2018年均低於1.6。

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而以上這些發達國家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是高於中國的。

2、第二類國家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低生育率階段,2010年之後緩慢回升,但生育率總體仍然處於較低水平。

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和日本。

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90年至2010年的整整20年間均處於1.4以下,2018年回升到1.57;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從1997年至2012年均處於1.4以下,2018年僅回升到1.42。

這類國家雖然依然生育率較低,但還是接近或略高於中國。包括作為眾所周知少子化典型的日本。日本不僅是“少子化”一詞的發源地,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

3、第三類國家的生育率曾快速下降到極低水平(通常指總和生育率在1.3以下),但近年來有明顯回升趨勢。

主要是中東歐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維亞和俄羅斯等。這些國家歷史上生育率快速降低,主要是受蘇東劇變後經濟、政治動盪影響。俄羅斯的總和生育率在2015年一度回升至1.77,不過近幾年開始掉頭下行。

4、最“危險”的是第四類國家,生育率已下降到極低水平,且回升趨勢仍不明朗。

東亞的韓國、新加坡在經歷快速人口轉變後,總和生育率在本世紀初達到極低水平,韓國更是連續多年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0.84。

此外,南歐的希臘、意大利等國也面臨這樣的困擾。

2

北歐是如何重回正增長的?

二戰後,歐美國家爆發過“嬰兒潮”,然而,北歐卻沒有。相反,北歐是歐洲最早面臨低生育困局的地方。

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分別在1968~1972年間總和生育率(每個育齡婦女生孩子的個數)跌破2.1更替線,同期整個歐洲的總和生育率則還維持在2.5左右。1973年,北歐最低的芬蘭總和生育率已經達到1.49,六年後丹麥更是跌至1.39,成為全世界的生育窪地。

研究表明,北歐在上世紀中後期陷入低生育,主要來自地緣政治因素。由於夾在冷戰雙方之間,北歐不得不偏向中立,瑞典芬蘭一直都沒有加入北約,丹麥挪威冰島也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因此受到北約內部制裁。

瑞典雖然是中立國,卻不得不維持着一隻龐大的“中立軍隊”:三十萬陸軍,五十萬預備役和世界第四的空軍,甚至還在五十年代開始建造核反應堆。

可想而知,身處冷戰第一線,毗鄰蘇聯,隨時有可能面對核戰爭或鋼鐵洪流,養育下一代的意義非常可疑。

北歐國家中,孤懸海外、地理上離蘇聯最遠的冰島的生育情況則最好,在上世紀70年代生育率沒有跌破2.1更替線,目前生育率在歐洲國家中依然名列前茅。

後來,隨着地緣政治緊張狀況的改善,北歐國家的生育率明顯回升。

1980年開始,北歐的出生率從1.39一路上揚,而全世界其他地區的生育率則開始了無止境的下跌。1993年,北歐最低的丹麥總和生育率突破1.75,第一次超過了同期歐洲平均值(當時已經跌至1.71)。一年後的1994年,北歐最低總和生育率繼續突破1.8。

有研究認為,當總和生育率低於1.6以後,文化就會出現根本性變化,之後生育率將無法出現持續上漲。然而北歐卻是例外,在總和生育率下跌到極低1.4並無戰爭天災作用下,生育率卻出現了二十年的反彈和穩定,挪威更是在2008年突破了2點大關。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北歐生育率的增長,並非依靠外來移民。北歐國家的移民政策都會設立較高的門檻,事實上,相對其他歐洲國家,北歐五國收留的移民或者難民比較少。

3

北歐人口增長還有哪些原因?

首先,或許存在“逆城市化”或者説“反城鎮化”的左右。

有研究認為,住房活動面積和周圍人口密度其實對生育率有極大影響。空間逼仄、生活節奏快、壓力大的大城市往往盛產不婚主義者、丁克。而在天高地闊、地廣人稀的環境中,人類生育的慾望會大大提高。

歐洲的中產在上世紀末城鎮化結束之後就開始了漫長的向郊縣遷徙的歷程。在丹麥,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奧胡斯僅有二十六萬人口,其他城市則都不超過二十萬,並且即使是這些統計中的“城市居民”,超過一半也居住在距離核心城區三十公里的下屬郊縣當中。在這些家庭中有超過兩個孩子的佔大多數。極低的實際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觸底反彈的重要保障。

按照我們的日常經驗,二線以下城市、小城鎮、農村家庭的生育動力遠遠大於一線城市家庭。

此外,離不開女性的地位和保障提升。

或許有人認為,隨着婦女地位的提升,對待婚姻和生育的態度會越來越消極。

但是,在北歐這樣“女權”世界第一的地區卻出現了相反的趨勢。

北歐,最近二十年來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嚇人。丹麥一項統計表明,2010年後出生的嬰兒中,有超過35%都是非婚生子,雖然這其中絕大部分其實是穩定的非婚同居關係。

北歐民眾尤其是女性對婚姻的依賴很低,所以在做出同居決定時非常輕鬆。瑞典和丹麥的同居法都剛好出台在1980年,其中規定了對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護政策,包括社會和男方的責任義務。這部法令再加上十多年來女權運動造成的價值觀變化,徹底打消了許多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顧慮。基於其普遍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觀念引導了“去家庭化”理念。

影響女性生育動力的關鍵因素是“安全感”。2008年金融危機後,北歐四國的生育率又開始出現下跌。然而,這個過程中不論是社會福利、社會文化和女性權益變化不大,主要變化在於社會整體安全感下降。

此外,還有社會承擔兒童撫育責任。

生下來有補貼,甚至有機構幫助你撫育,打消了婦女生育的後顧之憂。

瑞典、挪威、丹麥等國的政府學前教育補貼不僅涵蓋3~6歲兒童,也包括1~2歲兒童,形成了以公立機構為主,私營機構為輔的托幼體系,最大程度地幫助了母親重返就業崗位。從普惠性來看,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18歲以下的兒童均可獲得政府補貼;從公共性來看,它們以公立托育機構為主來解決托幼問題;從慷慨度來看,這些國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佔GDP的比例始終高於歐洲其他國家。

4

“內卷”與低生育

“逆城市化”帶來地廣人稀的生活環境、女性的地位和保障帶來的安全感、社會承擔兒童撫育責任……以上因素無疑都是“反內卷”的,如果對標生育率問題最大的韓國,我們可以發現,“內卷”程度與生育率負相關,“卷”得越厲害,生育率越低。

從生活環境看,與“逆城市化”後大量生活在地廣人稀的郊縣的北歐不同,韓國農村人口不到300萬,韓國形成了以首爾為中心的超級城市圈,首爾城市圈佔韓國人口的近一半以上。

“每週52小時工作制”是韓國總統文在寅競選期間作出的承諾之一,旨在縮短常被韓國人稱為無人道般的長的工作時間,並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事實上,“每週52小時工作制”已經遠超每天8小時工作的“每週40小時工作制”。

成年人面臨內卷,青少年同樣面臨內卷。

在韓國,位於首爾江南區的大峙洞以韓國最高端補習班一條街著稱,街區內各種補習班多達1057家,每年創造約20萬億韓元的補習班市場經濟。

從天價學區房到“雞娃”,韓國的中產家庭為了下一代拼盡全力。麥肯錫分析稱韓國有一半的中產階級家庭入不敷出,主要原因是住房與教育開支過大。

在安全感低下的社會里,民眾會自發形成一種競爭氛圍,導致家長必須用資源和投入來確保下一代能維持現有階級。具體到操作上就是補習班學區房家教費以及對小孩學習活動的持續關注,這一切消耗的物力和人力難以計量,最終導致大部分家庭只能選擇控制生育數量。

即使國家再怎麼降低讀書的成本,增強基礎教育的質量,競爭的本質依然會逼迫家長們不斷對標同階級的其他人,自發的投入更多資源。除非整個社會的階級差距足夠小,保障足夠高,最終能提高社會的安全感,降低內卷化競爭的動力。

韓國的京鄉新聞在2011年的一期報道中初次提出3拋世代概念,指的是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就業難、低工資等社會問題,一部分韓國年輕人逐漸放棄了戀愛、結婚、生子。

2015年開始,韓國網絡上出現了新造詞N拋世代—面對越來越大的社會經濟壓力,很多韓國青年不僅放棄了戀愛、結婚、生子,還放棄了買房、人際交往,以及任何夢想和希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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