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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達利歐

來源：摘編自《原則2：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導 讀：

在接下來的5年裏，我們應該會看到兩國對彼此的依賴程度降低。在接下來的5~10年裏，中國會以比美國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對可能被切斷的外部供給的依賴。

事實上，宏觀投資者和全球決策者進行的博弈就像多維國際象棋，需要每個玩家考慮許多個位置，以及同樣在進行這場博弈的一系列關鍵玩家（即國家）可能的布子，因爲每個玩家都有很多考慮（經濟、政治、軍事考慮等），它們必須權衡這些因素才能把棋下好。

目前這場多維棋局中的其他相關博弈者包括俄羅斯、日本、印度、其他亞洲國家、澳大利亞和歐洲國家，各國都有許多考慮和因素，這些考慮和因素將決定它們的行動。

從我的棋局，即全球宏觀投資來看，只有同時考慮所有相關因素，我才能做出明智決定。我知道這很複雜。我也知道，各國決策者所面臨的較之我要更爲複雜，而且我得到的信息的質量不像決策者的那麼高。所以我不應該傲慢地認爲自己比決策者更瞭解當前局勢，能夠提供最佳應對方法。

出於這些原因，我將謙遜地分享自己的觀點，但不能保證全部正確。我會極其坦誠地解釋自己如何看待中美關係以及中美爭鬥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美國和中國的現狀

在我看來，命運和大週期規律將中美兩國及其領導人置於目前的境地。在這些力量的作用下，美國經歷了多個成功週期相互強化的時期。這些成功週期引發了過度行爲，導致一些領域出現疲弱。在同樣的力量作用下，中國經歷了大衰退週期，陷入困境，這促使中國進行大變革，迎來當前相互強化的上行週期。

因此，基於所有常見的原因，目前似乎美國正在衰落，中國正在崛起。

近距離觀察時，許多事件（如華爲、美國製裁香港、領事館關閉、戰艦調動、前所未有的貨幣政策、政治爭鬥、社會衝突等）回想起來似乎不大，但現在顯得大得多。這些事件每天像雪片般飛來，哪怕解析其中的一件事都需要整章篇幅，所以我不會在此贅述，只是簡要討論主要問題。

歷史告訴我們有五大類型的戰爭：（1）貿易/經濟戰，（2）技術戰，（3）地緣政治戰，（4）資本戰，（5）軍事戰。我再加上兩種，（6）文化戰，（7）自我交戰的戰爭。

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這些“戰爭”未曾發生，而是進行合作。但是，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承認其存在，研究歷史案例，瞭解其實際演變過程，以便思考未來最可能發生的情況和妥善的處理方式。

目前，上述戰爭在不同程度上發生，它們不應被誤認爲是個別衝突，而應被視爲相互關聯的衝突，是更大的不斷演變的衝突的延伸。

在觀察這些衝突的演變過程時，我們需要考察和試圖理解各自的戰略目標。例如，他們是想要加快衝突（一些美國人認爲加快衝突對美國最有利，因爲中國的發展速度更快，因而時間越久對中國越有利）還是想要緩和衝突（因爲他們認爲若沒有戰爭自己會過得更好）？爲避免這些衝突升級失控，對兩國決策者都很重要的是，需要搞清哪些“紅線”和“絆線”是衝突嚴重性改變的信號。

現在我們從歷史教訓及其提供的原則的角度，考察一下這些戰爭。

貿易/經濟戰

就像所有戰爭一樣，貿易戰可以從禮貌的糾紛演變成致命的衝突，這取決於雙方想走到何種地步。

迄今爲止，中美貿易戰尚未發展到極其嚴重的地步。目前有加徵關稅、限制進口等典型舉措，這是其他類似衝突時期反覆出現的情況（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雙方已經進行了貿易談判，談判成果反映在2019年達成的一份非常有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這份協議得到了初步執行。

我們看到，這場“談判”是對彼此實力的考驗，而不是依靠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貿易組織）形成公正的解決方案。所有這些戰爭都將以實力較量的方式展開。大的問題是雙方將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較量實力。

除了貿易爭端，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有三點經濟方面的主要批評。

1.中國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斷演變的幹預主義政策和做法，以限制進口商品、服務和企業的市場準入，通過不公平操作來保護本國產業。

2.中國爲本國產業提供大量政府引導、資源和監管支持，最突出的是旨在從外國公司獲取先進技術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業。

3.中國竊取知識產權，據認爲一些竊取行爲是國家資助的，而另一些則不在政府直接管控之下。

總的來說，美國對上述情況的迴應是，試圖改變中國人的做法（如要求中國向美國人開放市場）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對中國人關閉美國市場）。

美國人不會承認自己的不良行爲（如竊取知識產權），否則，在公共關係方面就需要付出過高代價。在尋求支持者時，所有決策者都想顯得像正義之師的領袖，率軍打擊做壞事的邪惡敵軍。因此，雙方都指責對方在做壞事，卻不披露自己的類似行爲。

這場戰爭將會如何惡化？

一般來說，貿易/經濟戰最危險的舉動是，一方切斷另一方的必需品進口。

二戰前夕美國和日本的案例，對中美關係現狀有所啓示，因爲地理態勢和所涉問題是相似的。例如，如果美國切斷中國從美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石油、其他必需品、技術和/或其他必要的進口，那麼這將是清晰明顯的戰爭升級信號。

同樣，中國升級戰爭的方式是，切斷通用汽車（該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量高於美國）、蘋果等公司的業務，或者切斷美國進口稀土，稀土是生產許多高科技產品、汽車引擎和國防系統所必需的。

我不是說這樣的行動將會發生，但我想明確一點：任何一方採取切斷必要進口的行動，都標誌着局勢的嚴重升級，可能導致更嚴重的衝突。如果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局勢就會按照正常情況發展，中美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將主要根據各國競爭力的變化而變化。

出於這些原因，兩國，尤其是中國，開始進一步轉向國內生產和“脫鉤”。正如中國高層所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在過去的40年裏，中國已經獲取了這一能力。在接下來的5年裏，我們應該會看到兩國對彼此的依賴程度降低。在接下來的5~10年裏，中國會以比美國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對可能被切斷的外部供給的依賴。

技術戰

技術戰要比貿易/經濟戰嚴重得多，因爲誰能贏得技術戰，誰就也可能贏得軍事戰和其他方面的戰爭。

目前，美國和中國是世界大型科技行業的主導力量，而這些大型科技行業是朝陽產業。中國的科技業迅速發展，爲中國人提供服務，在國際市場上也變得有競爭力。與此同時，在技術上，中國仍然高度依賴美國和其他國家。因此，美國很容易受到中國技術日益發展和競爭力提高的影響，中國很容易受到美國或其他國家切斷關鍵技術的影響。

總的來說，目前美國的技術能力領先，但各類技術領域的領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領先地位。比如，美國在先進的人工智能芯片開發方面領先，但在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方面落後。

以下數據粗略地反映了這一點：美國科技公司的總市值約爲中國的4倍。這一數據低估了中國的相對實力，因爲它不包括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如華爲和螞蟻集團）和非企業機構（如政府）的技術發展，而中國這些機構的規模大於美國。

中國目前在一些最重要的技術領域領先。例如，中國擁有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級計算機，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競賽和量子計算/加密/通信競賽的一些方面領先。中國在其他科技領域也有類似的領先優勢，比如，在金融科技領域，中國的電子商務交易和移動支付的交易金額目前位居世界首位，遠遠超過美國。可能中國還在祕密開發一些技術，甚至情報最靈通的美國情報機構對此也不瞭解。

中國可能會比美國更快地提高技術和（受益於這些技術的）決策質量。因爲大數據+大型人工智能+大型計算=卓越決策。

中國的人均數據收集量遠遠高於美國（而且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中國還大量投資於人工智能和大型計算領域，使其發揮最大作用。中國投入這些領域和其他技術領域的資源比美國多得多。在資金投入方面，風險投資家和政府正在向中國技術開發者提供幾乎上不封頂的資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國從事科技工作的STEM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大約是美國的8倍。

美國在整體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儘管在某些領域落後），當然也有一些新的大型創新中心，其大多在頂級大學和大型科技公司。雖然美國仍然具有競爭力，但其相對優勢正在下降，因爲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正在加速提高。請記住，37年前的中國人還對我送給他們的手持計算器驚歎不已，想想看他們37年後會怎樣。

爲了抵抗這些技術威脅，美國不時做出迴應，阻止中國公司（如華爲）在美國經營，削弱中國公司的國際業務，通過制裁阻止中國公司獲得生產所需的物品，這可能損害中國公司的生存能力。

美國這樣做也許是因爲中國利用這些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地區從事間諜活動，或者是因爲擔心這些公司和其他中國科技公司變得更具競爭力，或者是對中國不允許美國科技公司自由進入中國市場進行報復。具體原因值得討論，但毫無疑問，這些公司和其他中國公司的競爭力正在迅速提高。爲了應對這種競爭威脅，美國正在採取行動，遏制或摧毀對其構成威脅的中國科技公司。

有趣的是，雖然美國正在切斷獲取知識產權的途徑，但在不久前，美國在這方面的實力更強，因爲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知識產權。中國已經開始以同樣的做法對待美國，這將帶來越來越大的傷害，因爲中國知識產權正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好。

至於竊取技術，雖然這通常被視爲一個大威脅，但不足以解釋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採取的行動。如果一家公司在某個國家違法，那麼人們期望看到犯罪行爲被依法起訴，藉助技術隱藏的間諜設備的證據被公之於衆。我們沒有看到這些證據。

中國科技公司受到攻擊，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擔憂其競爭力不斷提升，也許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決策者不會這麼說。美國領導人不可能承認美國科技的競爭力在下滑，也不可能公開反對讓美國人投入自由競爭，一直以來美國人接受的觀念就是，競爭是公正的，也是創造最佳結果的最好途徑。

我不是暗示美國採取強硬立場的動機不良，我無法做出判斷。我只是說，真正的原因可能與官方的陳述不完全一致。長期以來，保護主義政策一直存在，政府用其保護本國公司迴避外國競爭。總之，兩國科技正在脫鉤，這是中美在更大範圍內脫鉤的一個方面，這將對5年後的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技術戰將會如何惡化？

目前美國擁有技術優勢（儘管優勢在快速縮小）。因此，中國目前高度依賴從美國和美國可以影響的其他國家的技術進口。這對中國意味着一個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國的一個強大武器。

這一局面最明顯地存在於尖端半導體領域，儘管在其他技術領域也存在。全球領先芯片製造商臺積電的舉動是許多值得關注的動向之一，尤其是因爲該公司位於中國臺灣地區。臺灣地區爲大陸及全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並受美國影響。

中國的健康發展依賴於很多這些技術的進口，而美國的健康發展對從中國進口的依賴度要小得多。如果美國切斷中國獲得關鍵技術的渠道，就預示着真實戰爭的風險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如果當前態勢持續下去，那麼在5~10年的時間裏，中國將會在技術上比美國更不依賴外界，屆時我們會看到這些技術進一步脫鉤。相關局面每天都在變化，保持對其瞭解至關重要。

文化戰

人們彼此如何相處，是決定他們將如何應對共同面臨的情況的最重要因素，而他們所擁有的文化，是決定他們彼此如何相處的最重要因素。

中國人和美國人分別最重視什麼，他們對人與人相處之道的看法，決定了在應對衝突時，他們彼此將如何對待。因爲美國人和中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規範，他們會爲之戰鬥，爲之犧牲，所以我們要想和平解決我們的分歧，雙方就必須理解這些分歧是什麼，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分歧。

中國文化促使其領導人和社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大多數決策，奉行高標準的文明舉止，認爲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要求每個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們還尋求“無產階級統治”，通俗地說，這意味着機會和回報的廣泛分配。

相反，美國文化促使其領導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國家，要求高水平的個人自由，崇尚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讚賞革命性的思考和行爲，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質量而尊敬人。這些核心文化價值觀決定了每個國家選擇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類型。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差異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涇渭分明，相對於美國人和中國人共同持有的很多信念來說通常並不是很重要，也不是所有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有這些差異，正因如此，很多美國人在中國過得很舒服，反之亦然。而且這些差異並不普遍。例如，新加坡的華人，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中國人，擁有類似於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體系。

但這些文化差異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幾乎所有事情，在發生巨大沖突的時期，這些差異是決定性差異，決定了雙方是戰鬥還是和平解決爭端。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主要挑戰來自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理解和體諒對方的價值觀與行事方式，不允許對方做他們覺得最好的事。

雖然兩國的開放增加了它們的互動，兩國日益共享的實踐（例如，兩國類似的經濟自由帶來了類似的願望、產品和結果）使兩國環境和民衆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似，但兩國做法上的差異依然顯著。

這些差異反映在各自政府和民衆的互動方式上，以及兩國人民的互動方式上，特別是從領導人到決策者的層面上。這些文化差異有些很小，有些則很重要，以至很多人願意爲之戰鬥犧牲。例如，大多數美國人信奉“不自由，毋寧死”，而對中國人來說，個人自由遠不如集體穩定重要。

這些差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國規定未成年人能玩什麼類型的電子遊戲，每天能玩多少個小時的遊戲，而美國並不管這些事，因爲這被認爲是由父母個人決定的。兩種做法的好壞也許見仁見智。

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中國人較易接受政府確定的方向，美國的文化則使美國人願意就要做什麼與政府展開對抗。同樣，因爲文化傾向不同，所以當被告知面對新冠病毒必須戴口罩時，美國人和中國人會做出不同的反應，中國人聽從指導而美國人不聽從，又會帶來進一步的影響，包括髮病人數、死亡人數、經濟影響等。

受這些由文化決定的對待問題的差異影響，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很多東西會做出不同反應，如信息隱私、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等，最終使得兩國社會的運行方式有很多不同。

儘管這些對待問題的不同文化思路各有利弊，在此我不深入探討，但我想表達的是，美國和中國的決定性文化差異都是根深蒂固的。

鑑於中國出色的歷史發展成就及其背後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就像美國人不會放棄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一樣，中國人也不會放棄中國的。試圖迫使中國人及其制度變得更像美國，在他們看來將意味着放棄最根本的信念，而爲了保護這些信念，他們不惜戰鬥至死。

爲了與中國和平共處，美國人必須理解，就像美國人認爲他們的價值觀和踐行這些價值觀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樣，中國人也認爲他們的價值觀和踐行這些價值觀的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我們應當接受這個事實：在選擇領導人方面，大多數中國人認爲，讓有才能、明智的領導人挑選領導人，比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讓大衆挑選領導人要好。很多中國人認爲，大衆會一時興起地選擇領導人，不是根據自身利益，而是根據候選人爲了贏得支持會給他們什麼來做決定。

同時，中國人認爲，就像柏拉圖認爲的和許多國家所發生的那樣，在情況非常差的時期，隨着人們圍繞不同的政策方向展開爭鬥，而不是支持堅強能幹的領導人，民主國家容易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

中國人還認爲，他們的領導人選拔制度有利於做出更好的跨代戰略決策，因爲任何一個領導人的任期，只佔沿長期發展弧線前進所需時間的一小部分。中國人認爲，集體利益至上，也對國家最好。中國的治理制度更類似於大公司的典型治理制度，尤其是跨代公司，所以他們不明白，美國人及其他西方人爲什麼難以順着這個思路理解中國製度的合理性，難以和他們一樣看到民主決策程序面臨的挑戰。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想探討這些決策體系的相對優越性。我只是想說明雙方都有理由，並想幫助美國人和中國人通過對方的視角看問題。最重要的是，我想讓大家明白我們面臨這樣的抉擇：是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對方有權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還是讓中國人和美國人爲他們認爲的不可妥協的東西爭鬥到底？

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這是因爲兩國存在歷史差異，以及歷史差異導致的文化差異。

經濟學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中經典左派的觀點是支持政府擁有生產資料、支持窮人、支持財富再分配等；經典右派的觀點是支持私人擁有生產資料、支持系統中的獲勝者、支持極爲有限的財富再分配等。

這兩種觀點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存在，而且所有社會裏都存在從一種觀點到另一種觀點的變化，特別是在中國，所以說中國人在文化上是左派或者右派都是不對的。美國人的偏好在其短得多的歷史中也存在類似的波動。我懷疑，如果美國曆史更長，我們就會看到更大的波動，就像我們在歷史更長的歐洲所看到的情況一樣。

由於這些原因，這些“左”與“右”的傾向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圍繞革命性趨勢的大週期波動，而不是不斷演化的核心價值觀。事實上，我們看到這些波動在兩個國家發生，所以可以說，像資本主義這樣的右派政策可能在中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反之亦然。無論如何， 當涉及經濟體系時，似乎並沒有太多植根於深層文化偏好的明顯區別。

與經濟體系相反，中國人自上而下/等級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級制的傾向似乎深深植根於他們的文化和政治體系中，而美國人強烈傾向於自下而上/非等級制。哪一種做法最有效並將最終勝出，我將把這個問題留給其他人討論，希望是不帶偏見的討論，但我將指出，大多數博學的歷史觀察者得出的結論是，不能說任何一個體系總是好的或者總是不好的。

怎麼做效果最好取決於環境和運用這些系統的人將如何彼此對待。沒有一個系統能夠持續良好運行，事實上，所有系統都將崩潰。持續良好運行的前提是系統中的人超越個體意願尊重系統，系統有足夠的靈活性來適應時代而不崩潰。

當我們想象美國人和中國人將如何處理他們共同的挑戰——在這個人類共享的星球上最好地發展時，我試着想象他們強烈的文化傾向，最重要的是他們寧死也不願放棄的不可調和的差異將把他們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數美國人和西方人願意爲擁有和表達觀點（包括政治觀點）的權利戰鬥犧牲。相比之下，中國人更看重對權威的尊重，這反映在以下兩方面：個人及其所屬組織的相對權力、讓集體組織對集體中個人的行爲所負的責任。

這樣一次文化衝突發生在2019年10月，當時的休斯敦火箭隊總經理（達裏爾·莫雷）在推特上發佈了一張圖片，表達對香港暴徒的支持。他迅速撤下了這條推文，並解釋說，他的觀點不代表休斯敦火箭隊的觀點，也不代表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的觀點。接着，莫雷受到了中美雙方的批評：美國媒體、政治家和民衆批評他不挺身捍衛言論自由；中方則停播比賽，將相關產品下架。

這次文化衝突發生的原因是，美國人非常重視言論自由，他們認爲不能因個人的行爲而懲罰個人所屬的組織，而中國人卻認爲這種有害的攻擊必須得到懲罰，個人所屬的組織應當對個人的行爲負責。

對人和人如何相處，中國和美國存在根深蒂固的觀念差異，所以以後還會發生比這嚴重得多的事，造成更嚴重的衝突。其中一些文化差異可以通過談判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但一些最重要的差異將很難通過談判消除。

我認爲需要認識和接受的要點是，中國人和美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會爲自己做出不同的選擇，而非對方所希望的。

例如，美國人和中國人可能彼此不喜歡對方處理人權問題的方式。那麼對此應當怎麼辦？是美國人與中國人互鬥，將各自的意願強加給對方，還是他們同意不幹涉彼此的行爲？在我看來，強迫其他國家的人去做他們堅信不好的事，是非常困難的、不合適的、幾乎不可能的。美國對中國施壓的能力和中國對美國施壓的能力，將取決於兩國的相對實力。

雖然我只是探討了中美戰爭問題，分享了我所知道的東西，這只是我需要了解的東西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想提醒讀者，這些戰爭比一對一的衝突複雜得多。這些戰爭就像多維象棋，因爲其涉及許多方面，牽涉許多國家。

例如，當我考慮中美關係時，我必須超越雙邊關係的層面，考慮在許多重要層面上的多邊關係，例如與亞洲、歐洲和中東所有重要國家和私營部門的關係，以及這些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重要關係，等等。

換言之，爲了思考中美關係，我必須思考沙特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以及沙特阿拉伯與中國的關係，爲此我又必須思考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關係、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關係，以及許多其他關係，再加上其他類似的關係。

沒有一臺好的計算機和大量數據的幫助，就不可能跟蹤更不可能理解事態的發展狀況。這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而且坦率地說，當我和世界領導人交談時，我發現他們對這盤多維棋局中其他人的真實想法知之甚少，這讓我震驚。

自我交戰的戰爭：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最大的戰爭是與我們自己的戰爭，因爲我們的強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由於決定各國強弱的因素很明確，以及這些優勢和劣勢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衡量各國的現狀。

在此之前，我們來回顧一下打造偉大帝國所需的具體因素。這些因素包括……

……足夠強大和有能力的領導層，能爲成功提供必需要素，這包括……

……強大的教育。我這裏說的強大的教育不僅指教導知識和技能，還包括……

……性格堅強、有禮貌、強烈的職業道德，這通常需要學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這能帶來公民素質的上升，反映爲如下因素……

……腐敗少，高度尊重規則，如法治。

……人們能融洽合作，對如何相處有共識，並團結在這一共識之下，也很重要。當人們有知識、技能、良好的性格、文明行爲素質並融洽合作時，就會出現……

……良好的資源分配製度，以下因素能顯著完善這一制度……

……開放接納全球最好的思想，這是讓一個國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這將讓它獲得……

……全球市場上更強的競爭力，這能帶來高於開支的收入，這將讓它獲得……

……強有力的收入增長，這將讓它獲得……

……更多投資來改善基礎設施、教育體系和研發。這將讓它獲得……

……快速提高的生產力（每小時經濟產出的價值提高）。生產力的提高將使財富增多，生產能力增強。在一國獲得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後，它將能大量發明……

……新技術。新技術既有商業價值也有軍事價值。隨着該國在這些方面變得更具競爭力，它自然會獲得……

……世界貿易中顯著且不斷上升的份額。這要求它擁有……

……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護本國貿易路線，並影響對其重要的域外國家。在成爲經濟強國的過程中，它發展出……

……被廣泛使用的堅挺貨幣、股票市場和信貸市場。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其貨幣自然被當作首選的全球交易媒介和財富儲存手段，被廣泛使用，從而成爲儲備貨幣，因此開始建立……

……至少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資本，在全球擴展貿易。

凡是利於這些因素提升的東西都是好的，相反則是不好的。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所有國家的國民捫心自問，他們共同以及他們的領導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來促使這些指標上升。我還希望他們能記住因果關係，避免導致衰落的過度行爲和分歧。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中美兩國的內部鬥爭和挑戰比外部衝突和挑戰更重要，也更大。其中包括國家領導層和各級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不同羣體（如富人和窮人、農村和城市、保守派和進步派、不同族裔羣體等）之間的鬥爭、人口變化、氣候變化等。

幸運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們的控制能力範圍之內，而且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們可以評估我們國家的處境，如果發現處境不佳，那麼做出改變，使之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總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正如當年丘吉爾對英國人說的：“努力贏取勝利！”